去年311，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大海嘯，造成嚴重的傷亡與核災，也讓世人為之震驚。轉眼一年將屆，明天又逢311，也就是日本東北大地震與海嘯的週年紀念日。據說，台灣明天也會有一場反核遊行。

311是一場天災，卻也部分是人禍，特別是福島核電廠事故更會被視為人禍，而且還是難以收拾的人禍。而因為這場核災帶動了日本新一波的反核浪潮。由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人發起了一項「再見核電廠、1000萬人連署活動」，曾在今年2月12日在東京集會。

上述核事故發生後，前中時駐東京特派記者劉黎兒特別返回台灣，宣導反核。她表示，她之前並未太關注此一議題，但是在此次事故以後，決心投身反核運動，因為核子事故實在太可怕。

我猜想，與劉黎兒有類似心路歷程的人恐怕不在少數。也因此，在福島核電廠事故以後，預估台灣的反核意識也會隨之升高。所以，最近的日本反核浪潮很可能也會延燒台灣，激化台灣的反核運動。會有更多的台灣人站在反核電的一方。

我對台灣是否應該廢核並沒有定見。我願意接受多數決。而且，我認為這件事正是屬於應由多數來決定行動的一項議題。如果多數人說應該廢核，那麼廢核就是對的；如果多數人說我們決定不廢核，我們願意冒核災風險，那麼冒這個風險也就是應該的。

也許有人說我的態度太騎牆。我倒不這麼認為。我認為有些原則應該堅持，因為那些原則已經有普世性的價值，甚至是終極性的價值。但是，也有些事並不必然對應確定的終極普世價值，尤其是在多種正價值之間必須有所抉擇的時候，往往就只能由多數決來認定應然的抉擇為何。而我認為是否要冒核風險的決定，就屬於這一類。

到現在，我們當然都已經知道，核電廠如果出問題，如果有核爆炸或嚴重的輻射滲漏，那是很嚴峻的情況，將會有許多人遭受極大的痛苦。現在的日本及其鄰國就可能要面對這樣的痛苦與危機。從這個角度想，反核、廢核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立即廢核、立即讓已經運轉的核電廠停止運轉，或讓即將完工的新核電廠停工，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也非常浩大。之前核四的停建就已經造成台灣的龐大財務損失。

一邊是經濟的損失與生活的不便，一邊是風險的減少。我們要怎麼抉擇？

我強調，這是兩種正價值間的抉擇：減少經濟損失？或是減少生命風險？因為兩者都是正價值，但是卻也未必是終極價值，所以抉擇很難，且應該是要由全體的共識來做此決定。

如果由我來選，我認為最理性的抉擇是：漸進式廢核，先停舊核電廠。我這麼選擇，當然也帶有賭注，我賭不會在漸進廢核過程中遭遇嚴重核災，畢竟爆發嚴重核災的機率非常低。再者，世界的巨大災變，其實防不勝防，防了可能也沒用，不防可能也沒事。

當然，無論如何，這種抉擇還是會有風險。如果在我們漸進改變的過程中就爆發了嚴重核災，該當如何？這個機率也許很小，但是並不等於無。

我沒法負起這樣的責任。嚴格來說，我認為執政者也沒法負責。所以，只能由全體共決。

但是，共決要在全體有充分的知識的前提下進行。我們不但需要關於核電及其危機的知識，我們也要有關於廢核的可能影響的充分資訊。不過，很遺憾，我們很可能永遠得不到完全充分的資訊，譬如發生災變導致核電事故的確切時間、嚴重程度與風險大小；以及如果廢核究竟會帶來多少經濟與生活的困擾。

以往的反核人士基本上只強調核電的災難危機，而少提廢核的可能後果；也或者，他們強調廢核並不會有什麼不良後果，認為可以使用替代能源，如：風力、水力、日光…等。一般人現在較少提用火力發電替代，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汽油近於枯竭，費用昂貴，還會製造較大的碳污染。

新的替代能源的構想不是不可行，但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替補核電能源。以風力發電來說，最近台灣樹立不少新式風車，但是，台灣曾經燒毀一座風車，一次就損失約五千萬元。而風車所產生的電力顯然有限，風力發電佔台灣電力總供給量不到百分之一。水力發電顯然也不太可行，因為現在趨勢已經走向反對建水壩，也幾乎無處可新建水壩。台灣現有的水利發電僅佔全部電力供給約1.4％，與火力（佔7成）、核能發電（佔2成）仍有相當距離。日光發電可能是最有潛力的一條路。但是，除非太陽能板能有技術突破，否則要產生大量替代電源，也還做不到。目前的太陽能發電，佔台灣全部電力供給的比例也不到2％。我曾聽一位新北投圖書館的人員告知。該館花約四百萬元在屋頂建了太陽能板，但是，約只能提供全館電燈電力所需的百分之三十，其他部分不包括在內。

總之，我的簡單推論是：廢核以後，我們就會缺電。而缺電可能延伸影響使經濟生產力降低、生活方便性降低。而我們必須抉擇：我們究竟要不要忍受這種缺電的痛苦？

反核人士應該負責任地把這些事情都說清楚，然後再由民眾進行多數決。政府就可以依此訂定政策。否則，如果民眾只是片面感覺某一種抉擇會有問題，卻無視於另一種抉擇所可能產生的問題，那就有可能做出不當的多數決，並且事後感覺懊悔。而且，懊悔之餘，一切未必能立即重來，所付出的代價未必能得到彌補。

在民主社會裡，政治上的反對運動往往有其基本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野黨對執政黨的政策（包括核電政策）表達異議，也屬常事。不過，在野黨有可能傾向過度低估政策改變的難度或代價。這種低估有時候是故意忽視另一面的問題，而誇大執政黨的應為而不為，而且不為似乎主要是出於能力不足或道德意識不足。

執政黨的確可能為了維護政權而傾向隱瞞問題、誇大功績，但是，執政黨當不至於坐視核電不安全的普遍威脅，而堅持擁核。如果是純粹為了維護政權，其實可不必堅持擁核。為了維護政權，其實不妨順應民意廢核，才更有利於爭取民心、維護政權。問題是這樣做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很可能太大。長期而言，民意未必真願意接受這樣的政策轉變。具體來說，當廢核以後，如果因為缺電而造成生活不便，屆時不但是執政黨可能受到責難，可能失去民意支持，並因此失去政權，更重要的是社會將承受實質的痛苦。

其實目前的執政黨顯然因為多次接受民意的教訓洗禮，已經變得更懂得從善如流，甚至會採取乾坤挪移的策略，也就是用民意來互相對抗，或用民意來與其他的勢力對抗，並由此產生最後的決策。這樣的策略或許被認為缺少自主方向性，卻可能更適應民主時代的操作。問題是人民是否能扮演更稱職的決策主人的角色。

就像台灣的一些其他社會運動與集體抗爭行動，往往會有政治反對勢力介入，並使運動的性質複雜化，並且也可能激化。我猜想，台灣的反核運動也很可能會與在野政治勢力（綠營）掛勾。綠營可能會成為反核運動的重要參與團體。而這對執政的藍營政府很可能帶來極大的困擾。

12年前，台灣已經經歷過一次核電政策的轉變，並因此造成上千億元的財務損失與工程延宕，使得核四廠至今尚未能開始運轉。這意味著民意本身存在歧見，並因此造成政策的搖擺與方向不確定，而社會必須為此付出龐大代價。

作為國家的主人，人民大眾必須想清楚：我們究竟願意為了某些理想而忍受付出代價到什麼程度？而怎麼樣的抉擇才能帶來真正的集體福祉？

2011福島核電廠事故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