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 11 月 20 日民意論壇刊出廖偉凱〈侯吉諒解讀學生 … 「作者已死」論？〉一文，讀後有感，試討論如下。

作者說：「這透露出一個完全權力不對等的狀態。因為，整個事件的定義權，是掌握在已有既定聲望的侯大師，以及由他的世代所掌控的新聞媒體；再加上其他大師線上的助陣與呼應，更強化了他們位於當代社會的意識領導權與對事物的定義權。」

對這段話，我有些不同意見，這裡簡單提出一點。請問：台灣的新聞媒體是被哪個世代所掌控？

我不認為台灣的新聞媒體能被任何單一世代所掌控，或被任何單一團體、單一社會類屬所掌控。

如果說掌控，可能有些政治勢力與企業團體試圖掌控台灣的新聞媒體，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全面掌控新聞媒體，即使是執政政府也做不到。

至於某個世代要想掌控新聞媒體，更加不可能。即使媒體的老闆是老世代的人，採訪新聞與寫新聞的人卻未必是老世代的人。

若要細分世代，侯吉諒究竟是哪個世代？媒體人都與他同一世代嗎？如果媒體人可分老中青三代，三代人都站在侯吉諒同一方嗎？

試看之前某補習班老師與蕭姓年輕學生發生感情，媒體是否特別站在年齡較大的老師一方說話？好像不是的。媒體顯然只保護學生，而不保護老師。

認為台灣有某個單一世代能佔有全部意識領導權與事物定義權，這恐怕只是作者的虛幻想像吧。

我最難同意的一點是作者把問題歸諸權力宰制。我認為待人的禮貌是基本的道德。缺乏待人的禮貌，是應該被糾正的事，這也是教育的一環。作者強調說「世代與世代之間 ... 價值觀壓根就不同」，這有點奇怪。我們是否可以說，因為我與你的世代不同，所以我可以隨意殺人放火？總有些共同的基本價值，否則，「普世價值」說豈不就落空了嗎？

現在年輕人不懂禮貌是很普遍的現象，這是教育出了問題。但是教育出了問題，很難簡單說是哪個世代出了錯。對於糾正不禮貌的做法給予指責，好像大家不該去糾正不禮貌的行為。這種態度可能正是使年輕人更不懂禮貌的原因。

年輕人自己未必完全無責。將年輕人視為完全被動、完全是被造物，這正違反了「學生是教育主體」背後的信念：學生是行動主體，而不只是客體。這也意味著，學生並不只是被動接受，他們能思想、能抉擇、能主動。強調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卻又說學生完全是被造物，其實是矛盾的說法。

強調學生（或年輕人）是「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的行動者」也未必是精準的描述。一則，學生作為集體，也是擁有權力的一群。即使是一對一，除非是任課教師，或許有分數掌控的關係，否則教師對學生又能奈何？現在可不是三十年、五十年前學生與教師權力完全不對等的時代。現在的學生（尤其是大學生）隨時可能與教師對抗，而且學生未必是弱勢一方，因為真正的權力角鬥是多方涉入的，民代與人本教育之類社團隨時準備介入扮演修理教師的角色（因為教師總被認為是較有權力的一方）。

讓我們先回歸禮貌問題吧！學生應該學到禮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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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述原文）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這一個概念。他認為，任何作品在創作者寫上句號的同時，詮釋權隨即轉交由讀者。
或許朝陽科大的學生不認識巴特，不知道他可以自我詮釋侯吉諒大師的作品，也或許該學生「真的」想知道大師創作的意涵，因此寫了一封被認為沒有禮貌的信。
但是相反的，侯大師完全呼應了羅蘭巴特，他面對這封信，完全沒有該學生的疑慮：也就是，我是否「正確」理解作者的想法？根據新聞相關報導，看來侯大師是完全理解該學生，他根據該信內容分析該學生的意識形態，他理解為：作者是寫報告遇到瓶頸、懶得想、拗答案、想不勞而獲。
「現在的大學生都這樣嗎」、「現今大學生素質不敢領教」、「不具名顯示連基本的網路書信禮儀都不懂」 … 於是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一個世代對另一個世代的批判，就像社會長久以來，對草莓族的批評一樣。
但是，最大的問題卻也同時被忽略了：連基本書信禮儀都不懂的大學生，是那一個世代教育出來的？他們是在誰制定的教育制度、誰建構的社會中成長的？誰該為素質差的一代負責？一味批評行動者是不負責任的。指責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的行動者，是不仁慈的。
面對這樣的來信，侯大師還可以在部落格抒發一下，相對於這位學生，沒有人會去理他，他只不過是一個沒素養的學生而已嘛！
這透露出一個完全權力不對等的狀態。因為，整個事件的定義權，是掌握在已有既定聲望的侯大師，以及由他的世代所掌控的新聞媒體；再加上其他大師線上的助陣與呼應，更強化了他們位於當代社會的意識領導權與對事物的定義權。
於是他們很義正嚴詞地指責，該學生是錯的、應該被矯正。一個在社會權力結構完全沒有力量的行動者，成了被攻擊的對象，這只凸顯現階段權力擁有者的傲慢與自卑。傲慢如前所述；自卑在於他們害怕自己無法面對與適應，未來更多這種不照他們遊戲規則的事件。他們恐懼失去定義與詮釋的權力。
不過，這類權力的爭奪戰，一直發生在世代之間。但世代與世代之間，本來就無法比較，因為大家成長的時空背景、價值觀壓根就不同。
一個人或世代如何宣稱「他（們）的」就是對的？如何可以佯裝自己就站在天神腳下，用他的認知去指涉誰那裡不對，而該怎麼做？這是狠蠻橫的做法。
如果說，我們可以少一點比較法，少一點絕對的指涉，相信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加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