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網上討論儒家思想，的確把重點擺在批判。也因為我批判儒家思想，甚至批判中國文化，就遭到一些護儒者（？）或衛護中國文化者的批判。對我的批判有時候用詞嚴厲，甚至極具羞辱性，譬如：「不知道怎麼混到個啥的大學教授的，還是現在的教授都是這樣混成叫獸的，真是侮辱學界，更別說是侮辱知識分子了」。

我不會因為這些批評而就停止我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因為我認為只有理性批判才能帶來進步。而且，儒家思想當然有可批判處。

我從來不曾宣稱儒家思想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我一再說儒家思想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而人本主義有多面的意義，其中當然也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既然著重要藉批判帶來進步，當然就要去嘗試抓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認為儒家思想的最關鍵問題就在其世俗人本主義的內涵。

不過，儒家學者從未宣稱儒家思想是世俗人本主義。倒是有一種說法是強調儒家思想的「內在超越」的性格。我則用「內在超越的人本主義」稱之。

問題在於「內在超越」的概念有沒有內在矛盾或實際可行性。大體上說，「內在超越」這種說法是難以站得住腳的。我所讀到最完整、有力的討論是馮耀明教授的大作「超越內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2003，香港中文大學）。馮教授說：「依照當代新儒家對宋明儒學的解說，超越的天、道或理是內在於人或物之中而為其性或心的，此一唯一真實的形上的實體或本體是共有的，而不是某一個體之人或物所私有的。但是問題是：超越涵蘊外在，而外在又與內在對反，除非改變了超越或內在的典型用法和意義，否則對任何實體而言，它是不可能對其他事物為既超越又內在的。」(p83)

馮教授又說：「當代新儒學中若干判教所依之判準在思想內部有大心主義之傾向，在方法論上有詭譎主義之色彩，而在理論傳承的關係上又有本質主義之氣味。這些傾向、色彩及氣味都會帶來一些難以克服的理論後果(p97)。

當然，馮教授比較是在批判中國近代的新儒學（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為代表）。但是，新儒學不是隨意產出的。它是近代儒學陷入困境後的一番復振努力的產物。也就是說，更早前的儒學已經陷入困境後，才有新儒學的產生。就好比宋明儒學也是在面對佛學思潮衝擊下的產物，近代新儒學則是西學衝擊下的產物。也許，正因為是西學衝擊的產物，所以，他們在倉促間又走入了思想的另一死胡同。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能就拿傳統儒學來對抗西學呢？顯然是覺得那有問題、有侷限，不足以對抗嘛。

把宋明儒學思想抄上一一段，固然可彰顯儒學內涵的豐富性。但是，它的系統特質究竟是什麼，還是要相對於另外一種思想系統才較易凸顯。這也是為什麼，我非常珍視韋伯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不是因為他的說法完全正確，而是他願意並敢於去做這種不同思想系統的對照、比較，而且討論夠深入，邏輯也夠嚴謹。

真要護儒，恐怕必須面對韋伯所已經做的對照，確切指出其問題所在。

在此順便提到，余英時教授已經對韋伯的中國論點做出了批評。但是，請看另一位香港中文大學的劉小楓教授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一書（1996，牛津出版社）中的討論。劉對余說是頗不以為然的。

回到我的基本觀點，中國如果曾經嘗試建構「內在超越的人本主義」，最後卻只是流向「世俗人本主義」。這樣的人本主義並不能適切地處理主體的問題，社會的秩序基礎最終陷入困境。我認為這個問題至今未能得解。還有待中國人的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