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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4 23:52:33瀏覽989|回應3|推薦1 | |
對於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依史丹福監獄實驗等研究所寫的「路西法效應」一書,我一方面非常佩服,且從中多所得益,但也還是想提出幾點商榷意見。我的商榷意見主要不是在實驗方法本身(沒有嚴格的實驗控制或沒有同質對照組等),也不是研究倫理的問題,我的批評意見簡述如下。 一、Zimbardo太片面強調情境的作用,而相對輕視「人格結構」的作用;即使在SPE研究中多數人似乎有類似的行動模式,也未必表示人格結構對各別人的影響真的很微小;從個人的生命史式的研究(而非組織行為的研究,特別不是全控機構組織行為的研究),應該更能凸顯人格結構的重要作用; 二、Zimbardo似太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思想的影響,雖然注意到情境對行動的強大影響,卻不願意正視情境的影響為什麼似乎有系統性的偏向,似乎總是偏向引導出「惡」的行動,而不是激發出「善」的行動;善的行動雖偶然顯現,卻總是比較希罕;這系統偏向本身不是情境因素所能解釋; 三、Zimbardo太缺乏社會學的社會結構概念,所謂情境,很可能不是偶然的狀態,而通常是已被結構化的、有系統傾向的狀態;且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間應該是有複雜的「交互作用」(這個交互作用應該也有某種常態模式);研究者嘗試指出這些有系統傾向的模式; 四、在關於伊拉克的監獄研究中,Zimbardo太強調高層主管對「系統」的宰制力,而忽略高層主管同樣也受到情境的強大影響。他似對基層人員有太強烈的同情,而相對忽視對所有的人普遍施予同情,包括對所謂高層主管;雖然高層主管好像能決定系統(組織)的形成與規則訂定,但如果深入去看,就像「萬曆15年」一書所揭示的,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實際上卻覺得自己一點也不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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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