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師大生命教育學者鄭曉江教授的宏文「現代人十大生死問題探討」一文，探討了關於死亡的重要課題，其中有許多發人深省的獨到見解，讀來深受啟發。不過，其中也還有一些論點，似乎值得商榷。筆者對於生死學極少涉獵，謹就心中片段浮想就教於讀者諸君。

一、關於死亡本質的不可知性之商榷

鄭文中指出：「死是主體無法體驗的」，所以死亡的「本質是不可知的」。對此或可有不盡相同的想法。死亡在英文裡可以分為dying與death兩個字，兩者所指涉的概念並不盡同，前者涉及從生到死的臨終過程，而後者則是已死的狀態。事實上，dying是主體可以體驗的，他們甚至有機會將此一體驗告知生者。也因此，就這一部分來說，這些主觀經驗是可以進行經驗研究的，它們並非本質上不可知的事物。

至於death，如果是從無神（或靈魂）論的觀點來說，人既死以後就不再是個主體，而只剩下一個無意識的軀體，這個軀體只是物性存在，因此理論上已無所謂主體能否體驗的問題，研究者也無須經由死者的主體經驗來認識死亡的本質，就好像我們要認識桌子不需要依賴桌子自身的言說。反之，生者怎麼看死亡、怎麼從死亡現象重新詮釋生命的意義，這或許才是對於死亡的「主體」經驗。

比較困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假定有靈魂存在，那麼死亡究竟是什麼狀態？這個問題確實是難以回答。不過，這裡的問題事實上已經不是死亡本身的問題。試問，活著的人能否回答「靈魂存在與否」、「靈魂的存在形式究竟為何」的問題呢？如果活著的人自己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怎麼能期待回答人死後的靈魂狀態？這裡的問題已經不是死亡的不可知性，而是靈魂的不可知性。如果不可知會帶來恐懼，活著的人又如何能免？

當然，也許必須通過軀體的死亡才能證明靈魂的存在，但是這樣的假定會推翻了我們關於主體的整個既存概念。如果靈魂是死者的真正主體，而這個主體在軀體生時並不認識自己，活著的人不知道靈魂是否存在，更不了解它的性質，只有等到軀體死亡以後，靈魂才能恢復其主體地位及自覺，就此一主體而言，它並沒有經歷一個「逝去」的過程，而可能是一個「甦醒」的過程。如果這才是死亡所牽涉的真相，這個真相完全不是我們所談的「人」事。換言之，我們不是對於死亡無知，而是對於靈魂無知，而這個靈魂也是生者永遠無法領會的，它是「人」之外的另一個主體。

涉及靈魂的討論，確有許多無法解答的疑問，但是，事實上，對於作為主體的人而言，dying才是最困擾的問題。如果死後一了百了，死者並不會感覺困擾；如果死後靈魂甦醒，死亡對這個靈魂也未必是壞事。反之，臨終過程在軀體上與在心靈上帶來的痛苦，常是巨大而讓臨終者與其周遭的人難以承受的。而如前所述，這部分卻並非全然不可知。

二、對死亡的恐懼非全出於不可知性

        人死後的意識狀態理論上不外兩種情形，一是意識消失，一是以某種所謂靈魂的形式或其他任何有意識的狀態繼續存在。如果靈魂存在，死亡似乎沒有理由帶來巨大的恐懼，特別是對於靈魂這個主體而言。因為驅體之死甚至可能正意味著靈魂的甦醒與恢復其主體性。即令這種形式的存在可能經歷各種痛苦，那與人間世又有何不同？

        如果主體意識消失了，一切已經一了百了，就已死者而言，是無法感覺到恐懼的，那毋寧是一種永恆的休息。

        真正的恐懼來源也許可歸結為以下三方面：一是臨終過程的軀體痛苦及因恐懼此種痛苦而帶來的心理焦慮；一是我們設想自己死後仍然有意識、有感覺，而軀體或心靈卻處於被幽閉、隔離、棄置或某種長期的刑罰情境下；一是我們被迫切斷所有的感情牽繫，失去所有的關愛、慰藉與保護。這三種恐懼其實都是來自我們的本能需求，我們需求被愛、被關懷、被保護及免於痛苦，而死亡對生者而言則意味失去這些。重要的是，這些恐懼並不是來自對於死亡的無知，而恰是出於對死亡的理解或是想像。

三、應該平允看待現代性在面對死亡問題上的正面與反面意義

      鄭教授的討論主要是在指出現代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困擾問題。但是，整體而言，鄭教授似乎過於強調現代性在死亡議題上的反面意義，而未能平允地指出現代性的正面作用。此處擬就鄭教授關於現代性與死亡這個議題的討論再做一檢討。

        鄭教授指出，個我化使人獨自承受死亡的恐懼與痛苦，但是人卻又必須求得社會的死亡悲傷輔導，其間的緊張降低了人們抵禦死亡恐懼與痛苦的能力。我以為這裡其實只有個我化的問題，而沒有「緊張」的問題。社會輔導並不會與個我化衝突，它只是可能因個我化而減少，從而使抵禦死亡恐懼的能力降低。但是，個我化的一部分意義就在於使人更具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就包括了面對死亡的恐懼。梁啟超在討論中國人的性格時曾指出，中國人缺少冒險性。為什麼？難道不是因為中國人依賴性較大嗎？依賴性所造成的死亡恐懼，以及在需要獨自面對死亡時的惶恐失措，也許正需要個我化來矯治呢？

         我並不是要反對社會輔導機制，而是在指出，個我化在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問題上，可能有正、反兩面的作用，我們應該平允看待。事實上，我們並不確定，傳統社會中的社會輔導機制比現代社會運作得更好。

        鄭教授另外又提到「突然死亡、預期死亡與死亡接受之間的緊張」，嚴格說來，這與現代性並無直接關聯。理論上，死亡要不是突然死，就是預期死，現代性並不能在這兩種死亡之外，另闢新徑，因為邏輯上不存在其他可能。因此，突然死亡與預期死亡所帶來的困擾，與現代化與否無關。

        鄭文中還指出，現代人常死於醫院，而醫院卻是個冷冰冰的地方，沒有脈脈溫情與盎然親情。但是，這是否就是今昔間的主要差異呢？且看梁啟超描寫十九世紀中國的一段話：「….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十室九空….鬻身為奴….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在傳統中國社會裡，真正能夠在家中壽終正寢的人，又有多少呢？而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能在纏綿病榻之餘仍然始終享有盎然親情的人，又豈是常見？我們強調現代社會的冰冷、無人情味之餘，是否將傳統社會想像為一田園牧歌式的康寧世界了？

         平情而論，現代化的發展至少在兩方面是對人們普遍有利的，一是改善社會的物質條件，一是延長了人們的壽命。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情境下，溫情恐怕未必易得。而在平均壽命不到40歲的傳統社會裡，人們必須經常面對親人早夭的悲劇，這些難道不會給前人帶來更大的痛苦嗎？換言之，這些不也正足以反映現代化在減少與死亡相關的痛苦上的積極意義嗎？

        現代化未來在技術上的發展或許可以使得死亡所帶來的肉體上的痛苦減到極小，如此，則死亡與痛苦間的聯結也將進一步減少，而死亡所帶來的恐懼可能也將隨之減輕。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強化人們的求生意志，而不是如何去面對「千古艱難唯一死」的問題，就好像在經過人口控制的努力以後，已開發國家面臨的卻是如何鼓勵生育的問題一樣。

四、應在死亡議題討論上引入「我執」概念

死亡誠然是一個重大而嚴肅的課題，然而，它之成為永恆難解的謎團，恐怕部分是出於人的「我執」？我們期望「我」能夠永恆，而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於是我們轉而期望死亡不致帶來主體的終結。我們不斷地描摩死後的狀態、希冀找到永生的可能性或至少能避免徹底的割捨、斷絕。如此不懈的努力，背後顯然有著我執作為推力。但是正由於有我執，死亡反而更成了千古謎團，因為我們不斷想在較簡單的事實之上加增玄奇的指望。在我們質問死亡的真相時，事實上我們常被一種強烈的生之眷戀所牽引。因此，引進「我執」概念，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發問的動機，以及動機對答案的可能影響，這樣或許能使關於死亡的提問方式全盤改觀。有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變得如此顯然，不再是那樣令人困惑。

但是在鄭教授的討論中，並沒有引進關於我執的概念，這是否使得關於死亡議題的討論受到侷限呢？事實上，鄭教授所提到的個我化概念就與我執概念有複雜的關係。個我化可能部分源於我執，卻也可能通過自我意識的發展而成為超越我執的契機。可惜，這部分的討論並未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