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學者劉曉波因為與人共同研擬零八憲章，提倡民主入憲，結果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重判十一年徒刑。聞之心痛、慨嘆！企盼中共政權能對此判決有所轉圜。我以為劉是中國難得的見解獨到的知識分子。而且，我也希望中國漸進走向民主化，劉曉波則是民主化的推手之一，他應該有功於中國，而絕不是有罪之人。

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議題，我偶而會試著稍做討論。嚴格說來，我不是民主政治的研究者，並沒有太多資格就此做什麼建言。但是，我仍然以我對民主政治的信念，嘗試建議中國漸進走向民主化。看到劉曉波被判刑，衷心感慨。

對於中國是否應該走向民主化，各界有很不一致的看法。有些人因為中國大陸的不民主，而對中國給予極負面的評價，甚至用極為輕蔑的言詞來形容中國人。

也有批評者因此表示：中共一再延宕民主化改革，錯失了改革的歷史良機。對此，我卻有不盡相同的見解。

中國是否曾擁有民主改革的良機？對此，我偏向否定的答案。

我承認我比較悲觀，看事情常和多數人不同。可能很多人認為當代中國正是民主化的最佳時機。如果不能善加運用，殊屬可惜。但是我無法持這樣的觀點。

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國在此刻積極推動民主化改革，可能會陷入巨大的混亂危機中，能否維持當前的穩定秩序與經濟成長，極為可疑。

為了免於被當成親共派、當成反民主派，我先提出我的另一看法：我同意，中國如果不走向民主化，將可能遇到嚴重的統治危機，甚且使當前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打擊。

所以，我和這位批評者的看法最大的不同點，可能在於我的悲觀，也就是說，我不認為中國存在一條康莊大道，可以輕鬆達到政治改革目的，並且維繫當前經濟繁榮。我認為中國面對著的是兩難之局，推行民主化就像動大手術，可能使病人陷入立即的危亡險境中，但是如果不動這個手術，將來卻也是前途堪慮。所以，這是個兩難之局。

這位批評者所謂的改革良機，或許是從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社會有秩序的狀態所做判斷。但是，這種狀態很可能恰是得之於不民主的政治條件。簡單說，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是屬於開明專制的狀態，統治者有相當的能力，也有相當的自制與善意，但是他們仍然採取強制控制的手段，包括不開放選舉（據我所知，大陸上目前村里層級有選舉，其他上層管理者都非選舉制產生）、新聞與網路不很自由。如果中國大陸開始採行選舉制，並開放新聞與網路自由，大陸的混亂狀態可能尤甚於台灣。我之所以這麼認為，基於幾種推斷，一是大陸目前的區間經濟失衡（如城鄉間、內陸與沿海間），非常嚴重，遠超過台灣。此外，台灣的選舉制，從日據末期開始漸漸形成，現在已經有很長的歷史；而且，台灣的政治，長期受美國的影響或節制，不得不在公開傳播的意識型態上承認民主化的正當性，但是中國大陸則可以用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否定「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價值。

最後，台灣地方小，人口密度高，相關的技術與設備足（如電腦網路、投票相關設施等），要進行民主化教育與實踐，操作上比較容易。

我甚至以為，台灣傳統民間反國府勢力的存在，也可能迫使統治者被動走向民主化。不過，這種勢力也可能成為民主深化時的包袱。

總之，鑑於台灣經驗，以及許多曾經嘗試走向民主制國度的經驗，我悲觀地認為，如果中國大陸欲急切開始實施與台灣現在同等程度的民主化，可能會翻船，會陷入嚴重的混亂。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是可能有助於民主化的發展。但是，這問題需要做進一步的釐清。中國式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繁榮與工業社會的結構轉型，除了有助於個人主義意識型態與思想的發展，也因為交流而使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增加。但是，經濟成長也可能同時使執政的共產黨統治正當性增加。

民主化改革最大的顧慮可能在於中國社會潛在的內在矛盾（包括階級間、地區間、行業間、族群間、思想流派間，甚至世代間的矛盾等）。這些矛盾在民主化過程中很可能被顯化、激化，以致於使社會陷入混亂危機。就像台灣所經歷的處境。不過，大陸因為大，而矛盾也可能特別大，危機也特別深重。譬如中國的疆獨（或應該稱「維獨」）問題或許就同時反映出區域間與族群間發展失衡的問題。也可以說，族群關係問題，連結著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這也是當前中國所必須審慎因應的問題。

我不認為中共統治者對民主化理想毫無嚮往，但是，如何面對危機而仍能堅持民主化的理想與實踐，就很難說了。我認為，許多鼓吹民主的人民，其實在面對這種危機的時候，未必比統治群成員更能堅持理想原則。

我以為，會高唱民主理想的人可能又可分成四種人。一種人是特別天真的理想派，他們未必能預見到危機，而相信善意的（個人）動機必能帶來美好的（總體）結果。但是當實踐過程中真正面臨危機的時候，他們也許很快就放棄了理想原則。如果他們不曾成為領導者，那麼他們就會認為改革失敗的問題都出在領導者的惡意或無能。如果他們是領導者，他們也許會說問題出在大眾的愚昧或觀念落伍、態度消極，從而要求「暫時的」集權。清末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奔日本，梁與同盟會成員爭辯「開明專制」與「共和制」孰可行、孰不可行。同盟會的主張最後成為勝出的一方。梁則被目為觀念落伍的保皇黨，失去廣大留學生的支持，從而也成為邊緣政治人物。今天來看，當時的同盟會中人，似乎有不少可歸為此處所謂的天真民主主義者。

也許還有一種人，他們發出民主呼聲只是作為手段，為了打擊敵人以便奪權。既然他們並不真心追求民主，他們當然隨時可能轉向，放棄民主化的目標，一變而為集權派、專制派。這類人或許與前一種人在本質上不同，但是在實踐上卻往往能同聲一氣。墨西哥早年的革命，似乎不乏此類，以致於革命不斷，而民主難期。

第三種人是特別偏執的人，即使危機當前，他們仍然毫不猶疑。只是，他們似乎不太能感覺到別人的感受。也許，因為他們的改革，已經讓許多人飽受驚嚇或困窘，甚至受損害，他們也毫不動容。他們甚至不惜變身而為強人，假借民主之名，卻行獨裁之實。好比法國大革命時的羅伯斯比。

最後，理論上還是可能有些人不但堅持民主理想，雖遇困難亦不變節，而且在實踐中能謹慎、委婉、巧妙，並終底於成。不過，這種人恐怕是鳳毛麟角。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有這樣的人，社會大眾卻未必能認識到他們的意義與價值，並在過程中給予持續支持。反而可能因為誤解而拋棄他們，或甚至把他們送上斷頭臺。清末的六君子中或許有這類人，像譚嗣同等。

總之，民主的呼聲與民主的堅定實踐中間往往還有巨大的落差。如果大眾還沒有足夠的民主價值、信念與習性，民主的實踐之路就還很艱難。大眾可能在期待民主的同時，卻又痛恨民主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大眾的不容忍，可能為民主的實踐之路平添許多風險。

依我的感覺，今天的中國大陸，還沒有很充分的民主化準備，因此還只能漸進推動民主化，先從意識面、價值觀與相關規範面著手，讓民主價值觀普及，而在具體政治制度上，則不妨由下而上，逐層漸進展開民主化。民主化可以腳步慢些，只是不可逆反民主價值。

上面的討論主要是針對那些批評中國不走向民主化的見解而發。當然，也有些人意見與前者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譬如有網友說：西方的民主已經走到盡頭 。也有人說：過二、三十年以後 , 中國超越世界其他國家 … 。這是比較看好中國，而比較負面看待西方的發展。晚近兩岸的發展，一遲一速，似乎也使許多人對西方式的民主制有了更多的質疑。一些大陸網友（甚至部分親共的臺灣網友）從而力倡當前大陸政體的優越性，並對於中國民主化抱持拒斥態度。也就是從這樣的見解出發，使劉曉波等人的民主化努力變成了恐怖或惡意的行動。

對於後面這種見解，我也有不盡同意之處。只是思慮萬端，卻不知該從何處說起。

那些片面強調中國的美好遠景的人士，與我有相同的主觀期望，但是他們似乎未必充分察覺到可能的危機，與審慎因應危機之必要。有些人好像覺得中國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足可以睥睨他人，甚至可隨時武力伺候異議他者。我以為這種心態切切不可。我期待中國有好的發展，特別是能夠富足、幸福、不再受他國侵凌。但是，我以為當前的中國雖然有著前所未有的機會，卻也面對著深切的危機，而民主化與否也關係著中國的長遠發展。

中國當前的處境非常微妙，未來的中國可能大好，卻也可能大壞。中國必須極審慎往下走。就這個意義來說，我贊成「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

中國曾經強大，也曾經對周邊的他者強行宰制、壓迫，結果至今恩怨難了。譬如韓國，他們的歷史劇裡至今仍不斷訴說著對「天朝」中國的恨意與敵意。對中國與台灣影響深遠的甲午戰爭，其爆發原因雖然與日本的擴張主義有關，豈不也因為朝鮮依違於中日兩國之間，首鼠兩端之餘，最終導致戰爭悲劇嗎？

因為中國對「他者」的態度過於自大或過於宰制性所可能帶來的問題，也許還要在久遠的未來才會要付出代價，因此難以引起注意。但是，中國也還有別的問題。就以這幾天在哥本哈根上演的世界氣候暖化因應會議來說，中國其實也面對著巨大的難題。如果要嚴格推動環保政策，做個對環境非常負責任的世界公民，顯然會要付出巨大的經濟成長代價。但是，如果不管不顧環保議題，中國卻又會是前十名的環境受難國家。

即使不是未來因為氣候改變而帶來災害，僅是可預見的沙漠化與缺水問題就會是中國發展的一大隱憂。其他因為污染而帶來的健康危害問題，也不容輕視。

中國社會因為地方發展的遲速之別，區域間發展失衡的危機也絕不容小覷。發展失衡的問題似乎不只存在於區域間，而也同時存在於族群間、行業間等其他向度。發展失衡甚至不只於經濟面，而可能從經濟、交通而及於文化等其他向度。

正因為我深深期盼中國真正走上康莊大道，不願見到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再遇到坎坷顛簸，所以關切以上的問題。我並非因為出於眼紅、嫉妒，而硬要找碴否定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但是，我認為這種制度的優點其實是有代價的。現在，這種代價也許還不明顯（部分可能藉著媒體控制而被壓抑，部分是民眾自身因為欣喜於中國的崛起，而也忽略了一些隨著發展而漸漸生出的問題），但是如果不能防患於未然，將來這些問題恐會變得更加嚴重，甚至威脅中國的生存發展。

我同意，民主應該有更多不同的形式。西方的民主顯然有其侷限性，未必是民主的最佳形式。但是，民主之所以可貴，最主要是在於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其次才是對政治發展的實際利益（部分可能是因為人們最終還是會偏好選擇能尊重個人主體性的政體，部分則可能是因為民主制能使問題及早被揭露，包括民主制的安全閥作用與媒體自由所產生的揭弊效果）。而後者其實是一種利弊權衡後的利益，也就是說，它其實是有利亦有弊，但是可能利多於弊，所以被選擇採行。

我以為，民主制的發展應該循序漸進，可以不必急切，可以更著墨於觀念、態度的潛移默化。但是基本原則是不宜抱持反民主的態度。如果是反民主的態度，就無所謂漸進民主，而可能是走回了早年梁啟超所主張的「開明專制」了。中國真要在民主之路上重走一遭嗎？

劉曉波之罪，主要是因為他嘗試推動民主入憲。嚴格說來，我並不知道他提出的方案在時機上是否合宜。但是，即使現在並不是真正實施的時機，他的努力何妨成為中國社會推動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呢？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心中也在思考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民間的這種努力不正是試金石嗎？政府可以不逕行採納，但是何妨讓這種聲音慢慢在社會中發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