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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05 14:54:35瀏覽1807｜回應11｜推薦13 | |
有時候，我不免懷疑，人是不是其實有自欺的傾向。因為要讓自己心安，或者維護自尊，或者免於認知不諧(cognitive dissonance)，所以人其實可能會努力讓自己相信某些虛妄的事情。每個人的這種傾向強度也許不同；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也可能會不同。自欺傾向越強的群體，也許會越難自發的開展科學、理性文明。
人會因為種種原因而拋棄個人自主性，而跟從由權力、謊言或虛誇言詞所營造、支撐的權威，甚至告訴自己樂於身處這種缺少自主性的狀態。這樣的群體很可能就不容易走向民主化，即使勉強名義上民主化了，實質問題也會很多。
眾人中可能有極少數人有極強的自信，這些人如果在許多方面表現得又很優秀，那麼，他成為領導者的可能性就很大。人們會樂於依賴、服從這個人。不過，話說回來，這些自信強大的人也有可能是一種盲目的自信，特別是在超越了已有的經驗領域以後，他們就可能變成盲目自信。毛澤東搞大躍進與文革，估計就屬於一種盲目自信的心態。在此之前，他自己也並沒有類似的經驗，也沒有其他範例可供參考。而這種帶有盲目性的自信與堅持，卻導致了嚴重的災難。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事後看來，大躍進、文革是嚴重錯誤的政策路線，但是至少在當時，群眾卻盲目跟隨，簡直是義無反顧。即使在事後，也只有少數人批判大躍進的悲劇。更多的人是抱持“俱往矣！何苦念茲在茲”的心態。檢討文革的人比較多，其中一個可能的理由大概是文革中受害者很多是知識份子、社會中的中上層，甚至是屬於統治高層，而大躍進的主要受害者卻是農民、社會底層。
即使是文革，大陸上雖然一度有所謂傷痕文學盛行，但是，稍後也被官方壓抑。對文革的檢討比較是在海外。大陸上現在對文革又是諱莫如深。我在網路上談文革，有人回應：“再拿文革時代四人幫說事就沒啥意思了”。
什麼是“沒啥意思了”？不值得再回顧這段悲劇往事了嗎？為什麼？大家已經透徹理解問題的性質與成因了嗎？
大量的大陸網路小說裡幾乎都不碰觸文革（更不提大躍進），好像那些是屬於上古史的部分，和現在的生活完全沒有關聯。偶爾不免提及那個時期，通常是用簡單幾個字來交代，譬如：“大動亂的時期”...，口氣依舊是在暗示那是久遠以前的事情。真的很久遠嗎？類似性質的問題真不可能再發生了嗎？
忌諱談大躍進與文革，並不難理解。受害者怕犯忌，不是受害者也不樂意去揭自己國家的舊瘡疤。問題是，不碰觸悲劇，也就會失去深刻檢討錯誤的機會。從而，再犯錯誤的機會就會更大。如果專制體制是問題的重要根源，現在專制體制已經消失了嗎？如果沒有消失，憑什麼相信類似問題不會再發生？
其實，文革等悲劇中犯錯的主要是統治者，雖然人民未必完全無責，但是，作為人民，每個人的責任非常小。如果為此壓抑檢討錯誤的機會，實在是不值得。人民不去碰觸這些大災難悲劇恐怕主要還是因為官方的政策導向：因為官方不樂見人民討論這些災難悲劇。人民不想再揭瘡疤，也因為順從統治者，因為恐懼，同時也因為依賴統治者。人民對統治者既恐懼又依賴，因而表現出高度的服從。
要發出不被專制統治者所喜的聲音，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可能會失去身家性命，可能是失去升遷機會，或者是遭到牢獄之災...。特別是想到，家人也可能被牽連受苦，就更難堅持道德原則。這種顧慮、恐懼可能也正是人們會放棄追求自主性、民主權利的重要理由之一。
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責備那些畏服於專制統治者的民眾，說他們缺乏道德勇氣，但是我其實比較願意試著去理解他們，並且希望通過理解來幫助尋找困難中的可能出路。
我願意試著去理解他們，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我估摸著我自己也缺乏道德勇氣，也不敢直接去與專制統治者對抗，我不敢做烈士。所以，我沒有資格去嘲笑、指責其他的軟弱者。問題是，我又不願意就此放棄希望。所以我必須在這種前提下繼續尋找可能的出路。
出路未必沒有。因為人民不對抗專制統治者的理由並不完全是出於恐懼、缺乏道德勇氣。有部分理由其實是自我合理化順服行為。而我們可以嘗試去揭露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謬誤。也就是說，讓一些自認為順服行為合理，或甚至自認為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順服者看清楚自己的問題。
一個很典型的合理化理由就是批評民主制，而肯定專制體制。既然專制體制本身合理，順服專制統治者也就顯得合理，具有道德正當性。
我無法有力反駁那些擁護專制體制的論點。為了省事，容我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的話來幫助解釋。他最近曾經說道：“值得銘記的教訓是獨裁沒有比民主優越。獨裁者能迅速、果斷行動，但沒有人能告知他們錯了，他們可能因而鑄下大錯。”“其次，這凸顯各國領袖接納證據、願意在他們被證明犯錯時調整路線有多麼重要。""我們能從中國學到的教訓比特定政策失敗還廣泛；我們應提防那些無視證據、堅持自己永遠是對的潛在獨裁者。"
當然，克魯曼大體是拿最近的大陸清零政策的問題來做了如上的檢討。而清零政策付出的經濟代價很可能是中共極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只是，現在卻必須承受這個代價，而且，實際上代價並不只是涉及經濟層面。民怨的問題也非常沉重。所謂的白紙運動其實只是被表現出來的一部分民怨。還有很多民怨可能被暫時壓抑著，伺機爆發。
有些大陸民眾以無限的善意去理解、肯定中共的防疫政策。但是，他們大概很難否認，在防疫過程中，累積了許多的民怨。那些抗議活動不是被虛構出來的。當然，又有人說，抗議活動是由境外勢力煽動起來的。似乎只要這個說法一旦成立，就再度合理化了中共的相關作為。那麼，就不妨問問各自的親友或周邊鄰居吧，封控措施真沒有造成民怨？民怨都是境外勢力的傑作？當然，如果有人是堅持要自欺，別人恐怕也真拿他沒奈何了。
會肯定、順服於專制統治者，可能還有兩種可能的因素，一是對暴力、嚴酷懲罰的無感。估計這和自身的成長過程中被教養的方式有關。在嚴酷教養下成長的人，對於嚴酷懲罰就比較無感，甚至會認為當然。如此，看到他人受到嚴酷懲罰也就比較無感，不會因此覺得有什麼不妥。當然，這很可能還要伴隨著另外一種性格特徵，就是對他者的痛苦無感、缺乏共情（empathy）；或者有一種新的說法是缺少”鏡像神經元“。這應該就是共情能力的生理基礎。總之，因為不會共情，所以，看到、聽到他人在受苦，他不會有什麼不安，不會覺得事態不應該如此。特別是，只要看到客觀事態的發展是朝向好的方向，就更足以合理化統治者的作為。舉例來說，大家看到現在的上海有美輪美奐的建設，想到中國能夠送人登月，能夠建很長的高鐵，還有總體經濟體量世界第二的成就，就覺得這樣的統治者是值得肯定的。至於有許多不人道傳聞，迫害人權傳聞，那不是真的；即使（部分）是真的，那又怎麼樣呢？瑕不掩瑜，不是嗎？
看吧，中國現在比印度強了多少倍。那不是成就是什麼？印度不就是號稱民主國家嗎？怎麼這麼落後？再說了，現在連美國都怕中國，這不是中共統治的成果，是誰的成果？
有趣的是，今天（12/5）的三立新聞刊出“進入「後中共時代」？矢板明夫曝1事：台灣面對快撐不下去的中國”的新聞報導。矢板明夫的觀點大體可歸為“中國崩潰論”的一脈。不過，他具體指出了一些跡象，顯示中共確實露出了敗象，他提到：“中國內部有很多矛盾都浮上檯面，「比如說，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場，就說明了中共黨內的矛盾已經表面化；習近平出訪時當面訓斥加拿大總理，說明了中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矛盾表面化了」，如今中國爆出「白紙革命」，也說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
當然，同樣的事件往往可以被不同解讀。譬如習近平當面訓斥杜魯道，有些人聯想到的是“中國人站起來了！”；至於白紙運動，則被認為只是少數人針對防疫控制的過當問題，無關政治。
從對現象意義的判斷來說，我比較接近矢板明夫的看法。我認為諸多跡象所反映的是當前中國大陸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所以，台灣如何因應因中國危機而形成的台灣危機，已經是很急迫而重大的工作。但是，台灣有許多人可能因為比較關注中共對台灣擺出的威嚇姿態，所以對中國大陸自身面對的問題就比較忽略。
有分析家指出，中國大陸在情勢看壞、向下行的時候，台灣的危機也會大幅增加。一則中共更可能對台灣動武；再則，即使是中國大陸的一種經濟總體崩潰的情況就會讓台灣難以承受。矢板明夫的警告比較屬於後者。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注意、深思。
撇開台灣的處境，中國大陸自身應該如何因應當前情勢，其實是廣大中國人共同的問題，也是所有對中國仍然保持認同或同情的人的問題。
中國大陸危機當前，其實跡象非常明顯。姑且不去論斷這種危機究竟是誰造成的。但是危機存在應該是事實。現在最重要的是：專制體制會如何因應危機？
專制體制因應危機的方式，可能包括：掩蓋危機問題，不讓民眾得知。這也就是控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作用所在。許多人也往往願意被這種報喜不報憂的控制式扭曲訊息所籠罩。
另外一招是散佈危機外因論。讓大家全力去指責外力，要外力為問題負責。如此，問題即使未能得到解決，但是，問責的壓力比較不會朝向統治者。
再則是採取統治者自認為有效的方式因應問題。他們可能因為專制，所以顯得很有效率。但是，歷史教訓顯示，尤其是獨裁者，在因應危機時出問題的機率其實很高，因為他們平常就隱藏了很多問題，而必須以扭曲的手法來處理問題。當必須認真解決問題時，那種扭曲手法將可能會現形，會曝露其低效能。就好像以清零政策防疫其實就是一例。但是，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情況。希特勒因應德國一次大戰以後的困境，特別是30年代的經濟蕭條，採取的手段初期被認為是非常高效率的。他誇稱短期內就將德國的6百萬失業人口減少了4百萬；稍後則說已經達到零失業率。這一點其實大體是事實，只不過手段狠辣，是以大量猶太人的犧牲為代價。並且最後導致了二次世界大戰，讓德國陷入浩劫之中，得不償失。其實，當時也有些德國有識之士並不贊成納粹的做法，卻無能阻擋。因為，這時候的德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家，而已經是專制獨裁體制。就好像現在的共產中國。
現在的中共正在走向專制獨裁體制。而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其實也可能就是因為感受到嚴重危機的存在。中共的統治階層顯然並不是那麼無感於中國面臨的危機，只是很少向人民大眾宣告。至於如何因應危機，上面的人說了算。當然，越走向獨裁，就是越以最上層的意志為意志。
遺憾的是，就是這種獨裁體制的種種舉措，還是有人努力做最善意的解讀與擁護。納粹如此，中共亦然。即使支持者並不是絕大多數，但是，已經足以造成一種政策有得到支持的表象。也許實際上有更多的人是不滿意此等舉措的，卻因為難以發聲，所以無從影響政策。不滿意的心思只能壓抑在許多人的心裡。
當然，也會有人忍不住終於挺身出來表示抗議。只是，這些人通常還是少數，而且很可能會受到軍警的控制、鎮壓，而且這些人事後可能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不過，我們不難想像，有百人、千人公開表示抗議，實際上就可能有萬人、億人其實是不滿的。有很多地方的人出來抗議，其實，這可能已經是一種風起雲湧的態勢。革命的風潮其實很可能已經是暗流洶湧。
其實，中共高層容許習近平帶領走向獨裁體制，很可能就正是在因應危機的一種做法。走向獨裁其實就是反映危機的存在。
問題是，獨裁制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危機相當程度是源於獨裁或專制。至少，專制是危機被擴大，甚至變成無解的根源因素。但是，慌張的人民卻往往在這個時候越發讓權給獨裁者，因為人民此時更不知道應該如何因應危機。
人民必須學習自主，包括學習自己承擔責任。所以，民主制有時候會被形容為“自作自受”的政治。但是，無論如何，人都必須學習自己承擔責任。如果人民不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就很可能會要面對被制度性剝奪的命運，而且最後很可能還會面臨一種總體性的災難，就好像歷朝歷代專制政權的終結過程。
從各種跡象來看，當前中國可能會陷入亂局。即使中國大陸足以再度讓台灣陷入戰爭危境，這也並不表示中國大陸本身就是處於安定的狀態。台海戰爭也有可能恰是中國危機帶來的部分結果。
我不能說外國勢力對中國絕對不存有惡意。但是，我認為中國的專制體制使中國更容易陷入與外國的敵對關係中。
雖然由於資質限制，使我很難從對上面這些問題的鋪陳推導出關於民主化的充分應然。但是，危機問題和專制體制的多重複雜關係，希望大家能誠懇面對。
用什麼“修西底德斯陷阱”來論斷美國對中國的惡意，並且由此論斷中國危機源於美國，也許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很有說服力。但是，從這裡很難找到中國的真正出路。中國要開大門、走大路，只有朝向民主化。過程可以多些曲折，但是實在不宜塑造反民主、擁護專制獨裁體制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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