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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23 14:47:47瀏覽1530｜回應2｜推薦14 | |
從社會學的觀點看，大體上，政府是社會追求整合（註一）的手段。政府的形成，就是社會追求整合的實際產物。也許有人會強調，政府的形成是人們追求權力、地位、資源的結果。我相信這個說法同樣成立，但是，與前述說法並不互斥。前述的社會學觀點，傾向把“社會”本身視為行動的主體。基於社會本身的需要，所以就有了政府。政府的存在可以一定程度滿足社會的功能需求。
究竟是社會需求產生了政府，還是個人權力欲催生了政府？這背後的論據有著長期的學術爭議（註二）。但是，這個問題或可藉另外的類似例子來理解。好比男女之事究竟是由個人情欲所催生，還是社會的傳宗接代需求所導致？兩者未必互斥，而更可能是互為因果。
不過，儘管政府的出現可能是出於社會的整合需求，政府卻未必就能夠成功地整合社會，社會可能仍然處於分裂、衝突的狀態。如果整合程度非常弱，那麼，政府就會被重新組合。甚至，有時候社會會處於無政府的狀態。
社會的整合需求，未必完全依托政府，往往也需要其他制度來滿足整合需求。家庭、教育與宗教制度就有這種功能。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歐洲進入所謂黑暗時期，這時候羅馬天主教就扮演了部分滿足歐洲社會整合需求的角色。這對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政府的功能似乎比較更是社會不可須臾離的部分。
會出現無政府狀態，通常並不表示社會不再需要整合，而比較可能是社會連最起碼的整合狀態都無力實現。無政府通常意味著社會整合有困難，也就是說，社會處於問題狀態，還有待進一步整合。
就好像有人提出“惡法亦法”的說法，對社會而言，很可能也是惡政府好過無政府。舉例來說，由唐景崧領銜的台灣民主國政府在幾個高層人士倉皇撤離後，導致台北城一時陷入無政府狀態，於是辜顯榮領日軍進入了台北城。這件事顯然大體得到了當時台北人的肯定，至少是主流意見的肯定。也就是說，儘管這個倉促組成的台灣民主國實在談不上理想；而接受日本統治也未必是當時一般人所願，但是無政府下的混亂、失序終究才是最讓人難以忍受的。
政府的存在大體意味著社會可以維持起碼的秩序。嚴重失序的社會（也可以說是社會本身面臨無法存續的危機），人們非常沒有安全感，也因此覺得難以忍受。所以，人們會忍受惡政府，好比專制政府，因為這樣終究還是好過無政府。在中國歷史上，朝代的結束，往往意味著動亂，意味著多數人的苦難。所以即使是現代人認為朝政嚴酷或腐敗的政府，知識菁英們也還是被期待要對之效忠。
但是，經過長久的專制政府統治，人們會變得習於專制體制，而渾不知民主的滋味為何，也難以由衷欣賞民主體制。中國知識菁英在百餘年前開始追求民主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將之視為富國強兵的手段。而如果（短期）達不到富國強兵的目的，那麼民主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又或者，民主帶來的思想、價值紛亂，也讓中國人很不適應。
通過民主制，究竟能不能促進社會的整合呢？坦白說，並不容易。按照衝突論的社會學理論（譬如德國的衝突論社會學者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社會只有通過強制，才能達到協和、有序的狀態（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如果這種理論成立，那麼，通過民主制，幾乎不可能建立社會秩序，因為民主制大體抽掉了對人民施予強迫的權力。
那麼，西北歐、北美國家的民主制又為什麼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秩序呢？我的簡單答案是拜前期的社會秩序之賜，特別是基督教倫理所奠定的秩序基礎。人民的自律習性是民主制的重要基礎，而這種習性有賴於（民主化）以前的秩序，而其中基督教倫理佔有一定的角色。（天主教倫理也可能同時對民主化產生抵制作用，這是更複雜的思考層面）
儒家文化下的中國人未必沒有自律習性。但是，儒家文化下的這種自律習性可能有兩種重要的倫理特質，可能會對民主的建立不利。第一，它很可能在家庭生活網中特別有規範效果，但若超出家庭範圍，其規範意義就大幅減弱。這當然不是說儒家主張在家庭以外不必自律，而比較可能是在家庭以外，利益衝突的考慮就容易大於對自律的要求。所以，在家庭以外，若要建立秩序，就很需要建立準家人關係。“拜把兄弟”大概就是這麼來的；“一表三千里”的喜好也因此而出現。但是，家人關係模式要用來維護大而異質社會的秩序顯然不足，於是，專制政府仍然成為必要。而且，專制政府多少也還是延伸應用了家庭裡的權威關係模式。
儒家倫理的第二個重要特質是對人際權威層級關係的肯定。事實上，社會學裡的功能論者也偏向肯定評價社會階層化的狀態。不過，社會學者大概不會把這種層級化現象視為一種絕對應然，其價值在於促發社會成員向上努力的誘因。而社會學者也比較會隨時警惕層級化社會的弊病。而儒家對人際權威層級關係模式傾向抱持絕對的肯定，以致讓這種層級關係變得未免太僵固。至今，我們還是很容易看到，這種社會層級關係的固著現象。譬如在韓國社會裡，長輩對後輩的欺凌至今仍然很平常，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現象（日本社會似乎亦然。而中國社會反而比較不那麼顯著。這可能歸因於中國社會內部的異質多元性及近代革命運動的結果）。
儒家的上述兩種倫理特質對民主化的發展很可能是不利的。雖然“秦制”（註三）應該是中國人習於專制的主要根源，但是威權體制或專制體制也不難從與儒家倫理相關的習性中找到部分支持。儒家的忠君觀念，以及要求士大夫規勸君主、甚至必要時“誅一夫紂”的規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而維護了君主制度。儒家倫理更像是君主制的一種自我調節機制，讓君主制度更有條件得以維繫。
總之，秦制與強調層級關係的儒家倫理可能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中國至今未能自主走向民主化。（台灣則是部分受到美國強勢引導或脅迫而走向民主化；不過，兩蔣很可能終究還是接受了部分的西方民主思想。這一點的重要性很可能被嚴重低估。）
民主化當然不是完全無助於社會整合。其實，穩定的民主化社會應該更可能形成真正的社會整合。只不過，它大概需要兩個輔助條件：沒有嚴重的群際利益衝突；因為是漸進的整合，所以需要時間，而在此前，社會卻有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失去基本秩序。
很多人會因為對民主中出現的紛亂、價值歧異、無效率而感覺不耐，所以對民主也失去信心，甚至相信專制可能是比民主更優越的體制。但是，這裡顯然涉及對因果的粗糙判斷及主觀情感因素的作用。其中一個簡單明白的道理是“山近月遠覺月小”。也就是說，藍營人士對綠營的惡感會因為距離近而放大；對中共的惡感卻因為距離遠而變小。類似地，人們對民主制的不滿，也可能因為身在其中而放大。對專制制度則因為距離遠而變小，甚至會主觀加以美化。對中共統治的惡，因為不及身，所以覺得可以忍受。只是，一旦及身，可能已經很難再安全撤退。所以，必須在遠距離時就做出較正確的選擇。
台灣民眾中，現在就有不少人對台灣的民主制感到失望，而對中國大陸的專制體制倒頗有好感。譬如基隆人期待基隆捷運，於是就可能會感嘆說：如果是中共政府，基捷早就建好了。或者看到台北大巨蛋遲遲無法落成使用，也可能會感嘆說：如果是中共政府，大巨蛋早就啟用了。
事情真是這樣嗎？不說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精力都耗在階級、黨籍鬥爭上，基礎建設奇缺。就是現在，因為疫情，就不斷搞封城、清零，造成嚴重經濟困頓，建設又何在？也就是說，要不要建設、在哪裡建設、建設什麼，決策是高度集權式的，又常常是政治凌駕經濟的。多數人對集體生活缺乏參與感，疏離感都非常強。整體的效率其實並不高。只是，在特定的、選擇性的項目上可能有特殊的表現。另外，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可說是在“痛定思痛”的集體心理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於是才有了現在大家看到的進步成果。但是，這種場景隨時可能因為領導者的思維、心態影響而改變。就好像現在的習大大的表現。
撇開經濟發展議題，中國大陸在人心的整合問題上其實有很大的隱憂。雖然中共的宣傳、維穩機構致力於消弭這種質疑，而台灣部分親中人士則拒絕面對這種問題，但是，看看大陸異議人士的言論就不難感受到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在海外的中國人，到處是對中共不滿的人士，從他們在網路上的發言就可以理解。其實，大陸境內的不滿人士應該也很多。只是他們表達不滿的可能性當然大幅減少，因為恐懼。劉曉波先生的遭遇就不必再提了，另外的例子還是隨處可見。好比一位清華大學的許章潤教授，就因為異議言論而被撤職，甚至面臨牢獄之災；北大法學者張千帆教授也因為異議言論，而文章遭到下架、刪除；清華勞東燕教授也因為有異議言論而微博貼文被清空，未來命運難卜。有位陳秋實律師因為在視頻上罵中共，隨即就消失了一年多。類似的情況當然不會是一兩件，因為這種管制是制度性的、普遍的控制作為。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仍然隨時可以聽到、看到大陸民眾批評中共的聲音、作為。這種疏離、不滿情緒只是在不斷蓄積並且等待爆發時機。
我無意語帶恐嚇，我也並不希望大陸再有動亂。但是，也正因為希望不要有動亂，所以我極希望中共主動調整體制，穩步向民主制方向邁出腳步，特別是包括減少對異議言論的壓制作為。
民主制的一個重要優點就是能夠設置安全閥，讓人民的不滿情緒隨時有機會宣洩，而比較不會鬱積式爆發。爆炸式的不滿情緒宣洩，過程幾乎不可避免會是非常痛苦的，是任何人都不願意成為其中的受害者的。
社會應該如何整合，究竟是走民主之路，還是專制之路，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觀判斷。但是，是不是想得夠深刻、夠全面、夠理性，是會導出極不同的結論、造成極不同的影響的。很可惜，我甚至無法說服我身邊的一些親友，而眼看著主張民主的勢力不斷被現實的問題所削弱，只能憂心，卻無可如何。
此刻的台灣社會雖然也讓我憂心。但是，我終究對台灣社會的整合狀況比較樂觀。台灣社會有分裂，有藍綠對立，但是因為大家的不滿情緒可以宣洩，而且大家基本都各自還有生存空間，所以台灣內部的問題終究不是最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任其發展，特別是在旁邊有人隨時煽風點火、見縫插針的情況下，很難說會不會造成無可挽回的遺憾。台灣的執政者對此整合危機是責無旁貸啊！
註一：社會的"整合”(integration)指社會中各個次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較親近，而且有較一致的價值觀與習慣的狀態。早期社會學者高度重視社會的整合問題，認為這是社會的最基本功能（或者功能需求）。
註二：這個爭議涉及關於社會“結構”作用與個人能動性孰先的討論。英國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對社會“結構”有很多相關討論，並且引起廣泛重視。不過，我還是覺得，他似乎過於在意維護“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所以對社會結構的討論受到局限。他顯然認為，若強調“結構”的主體性或獨立邏輯就會犧牲“個人”的能動性。最後，他發展出所謂“結構化”(structuration)這個概念，以協調兩者。但是，我對此並不覺得滿意。結構有結構自身的發展邏輯，不同於個人行動的邏輯，這並不必然涉及“結構決定論”。我們似乎也不必在“結構”和“個人”兩種主體性概念之間陷入兩難。也許拋棄“主體性”概念（不管是個人主體性還是結構主體性）可以發展出更近真的描述。現代西方思想大概深受個人主義思想影響，所以容易被歧出的“結構”概念困擾。我以為“個人主體性”概念更多是應然性的觀點，在方法上不必受限於此。“方法學的個人主義”會限制認識。但是，我們也不必反過來強調“方法學的集體主義”。方法上，我們毋寧強調“方便”原則，試著找到最近似的理論模型。
註三：
何謂“秦制”？大體是指由秦始皇建立的一種統治模式，並且大體在中國沿襲了二千年，直至清朝的統治結束。但是，這種解釋仍然非常籠統，可以包括很多的不同內容。有學者概括了如下的兩大特徵：1. 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的統治基礎。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團既是秦制政權的統治基礎，又是秦制政權時時防範壓制的對象。2.施政的核心訴求是盡可能提升人力和物力的汲取強度和總量。為此，必然致力於消滅一切有影響力的人與組織，消滅物件不但包括民間組織，也包括官僚集團的"朋黨化"，簡而言之就是追求一種散沙化與原子化的扁平社會結構，為此不惜犧牲社會活力。我則傾向強調以下兩個特點：一、由秦始皇奠定的統治模式，目標是朝向建立大一統君主專制國家；二、由政府強力控制人民，並且汲取最大的民力以期能富國強兵。至於官僚制，雖然事實上也是秦制的重要特徵，但是，我以為比較適合納入第一個特徵，作為其具體內涵，而不是獨立的特徵。而官僚制究竟是不是秦制的必要特徵，似乎可以再討論。從國家管理的方式來分類，似乎主要也只有“領主制”與“官僚制”兩大類。歐洲與日本大體主要是前一類型，而中國主要是後一類型（封建體制似乎只是領主制的一種次類。也就是說，領主制有可能是源於封建，卻並非必然出於封建。領主也有可能通過加盟而形成，而未必要通過封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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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