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對西方文明的推崇，最根本的一點是西方文明對人、對己的“尊重”。相對於西方文明，中國文化裡，對人對己的尊重恐怕就相對較弱。儒家雖然也講究尊重。但是，儒家思想裡有明顯的尊卑差序原則。而在現實世界裡，生活壓力與權力的集中化趨勢，很可能會在既存階層化社會裡發酵，使得社會中能夠得到尊重的人越趨少數，只有地位崇高者得到格外多的（儀式性）尊重，而一般人則越來越少受到尊重。孩童、婦女受到的尊重就普遍很少。而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由於並不太能經驗到被尊重，所以型塑出的人格中也容易偏於缺乏自尊尊人的人格特質。部分華人的“權威型”(authoritarian)性格特質（對上諂，對下驕）其實也可能是缺少自尊的部分表現。

缺少自尊，影響深遠。人的真誠度也可能因此而較為偏低。而這大概也會關聯到福山教授所談的“信任”問題。大體來說，信任度是真誠度的結果。人會虛假、說謊、騙人，多少都帶有自欺的成分，因為要讓自己不覺得有認知不諧(cognitive dissonance)的問題，很可能必須通過某種自我合理化的內心歷程。但是，合理化是不是能夠成功，也還是問題。若不成功就會留個心結。以後也就越來越難坦誠面對事情。

越是在缺少尊重，甚至常常被打罵的歷程成長的孩子，長大以後可能越難保持自尊與真誠。換言之，他們容易自尊偏低，並且有說謊、欺騙等不真誠的傾向。

對康德來說，說謊是重要的道德缺失。但是，在某些次文化群體裡，說謊卻可能成為習慣。到後來，就不再有內心的掙扎，而可以毫不猶豫信口雌黃而面不改色。這通常是發生在黑社會組織裡。但是，這種習性帶來的後果是群體成員彼此之間普遍缺乏互信。這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黑社會組織不太容易擴大規模，也不容易長期發展（註一）。不過，在此之外，不同群體之間也還是會有不同程度的不真誠傾向。

按照福山教授的看法，在世界各主要國家中，中國社會是比較缺乏互信的社會。也可以推論說，在中國社會裡，人的真誠度也似乎偏低。這個說法對中國人或華人來說大概很難接受。而且，這大概也很難有個客觀測量的數據來證明，只能依賴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來給予評論。我自己的生活體驗卻讓我偏向接受這樣的推論。遺憾的是，恰因為我們傾向拒絕面對、承認這種問題，而使得問題比較容易繼續存在，並且繼續影響社會的文明進步。（這個問題應該是兩岸都有的問題。台灣現在的藍綠對立，乃至藍營內部的激烈爭議，都與彼此低互信有關。不過，我認為台灣社會的互信問題終究比較緩和。我這麼說，可以預料會遭到嚴詞反駁。不過，這確實就是我的判斷。）

在低信任度的社會裡，說謊的可能性會更高。請注意，這時候，低信任度是因，而低真誠度則是果。這意味著真誠與信任是互為因果，而有可能會惡性循環的事情。

偏低的真誠度可能讓個人在特定事情上獲利，而且很可能是不當得利。極端的例子，譬如詐欺犯罪就是利用謊言來獲取不當得利。當然也還有比較不那麼明顯說謊的情況，譬如隱瞞某些事情真相。這也可能使事態容易朝向特定方向發展。當事人則可從中獲利，或者免於因為真相曝光而受到損失。

但是，話說回來，低真誠度、低信任度的社會，最後對社會本身是很不利的，而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也可能會遭到反噬。因為不但是欺騙或隱瞞本身會造成問題，而且，這種社會最後會因此而使集體的工作效率嚴重偏低。因為要耗費更大的人力、時間、經濟成本來免於被欺騙，或得知真相；人們也會因此減少在這樣的社會裡獻身、投注資本或力氣。這樣的社會往往進步遲緩。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的中國，之所以進步遠比日本要遲緩，這個理由應該是非常關鍵的。

清末、民初之間的中國，內戰頻仍，其間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互信低。滿清政府固然與當時中國的知識菁英之間缺少互信，民初的袁世凱政府與其他菁英之間也非常缺乏互信。從而，引出許多無謂的爭端，或者即使並不完全無謂，卻也並不是那麼必要的爭端。袁世凱究竟該不該解散國會，之前孫文該不該發動所謂二次革命，都可能有爭議。但是，最後結果是兩敗俱傷，國家整體更傷。

孫文發動二次革命，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宋教仁被刺，認為是袁世凱指使；二是向外國借款，被認為是要擴充北洋軍。前者至今無法確定究竟是不是袁世凱指使（凶嫌死於陳其美管轄範圍內。而陳並不是袁世凱的直屬派系，而是同盟會成員）；後者也很難斷言袁世凱是不是必然不會把錢用於國家建設。總之，接下來就一步步走向國家悲劇。袁世凱固然可能確實讓人失望。但是，其他人的行動也很難說都恰當。而問題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在於各方低度互信。

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在1944年的時候，盟軍準備大舉反攻登陸歐洲大陸。這是涉及40多萬大軍的大規模行動，有多國家、多軍種的軍隊參與。怎麼樣的分工、部署、配備，才能讓大家都接受，從而按照計劃步步行動？這不只是計劃周詳與否的問題，如果中間有人抵制、掣肘，可能就會功虧一簣（想想如果有人洩密，會怎麼樣？）。但是，結果看起來是成功的，沒有出什麼紕漏。這裡面也絕對不是只有物質條件在起作用，彼此的互信程度高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個別將領能夠塑造出這種條件的。這種條件大體是先前已然的，是許多條件共同構成的，包括普遍的人格模式---真誠度。（這未必是說當時的盟軍中完全沒有離心或異議的情況，這裡講的是整體的大體情況。）

在福山的“信任”一書裡，曾經舉了王安電腦的例子。本來這是一家成功的企業，但是因為王安決定由他兒子繼任公司總裁，於是副總裁帶著一群高幹集體離開，稍後公司也就瓦解了。這雖然只是一個例子，但是，類似的情況恐怕滿普遍的。華人企業的發展因為低信任度的問題影響企業的發展。只是因為這種問題往往是隱性存在，很多是在鼓勵投資的階段就出了問題，很多人不敢或不願投資，因為互不信任。也就是說，低互信的問題在還待凝聚投資意願的時刻就已經在起作用，所以它的影響就未必會受到矚目。

不過，也還是有些企業會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這種因素的影響。舉例來說，晚近的台塑企業，似乎就因為王文洋與所謂七人小組之間的低互信，使得台塑近期少有開展。當然也還有其他的類似案例。一個更極端的案例是“新光天地”企業。

台灣的新光百貨與中國大陸聯華企業合資在北京開設“新光天地”公司，後來也就因為互信等的問題，幾乎是不歡而散（約在2007年爆發事件，台籍總經理一度準備逃離大陸）。雖然稍後台灣資金與人員並未完全撤離（也許是無法撤離），但是，台灣幹部警告台籍職員要小心人身安全。這個案例也許已經不只是互信問題了，但是互信問題顯然還是在其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另外，近年間，大陸生產晶片的“中芯國際”，高酬吸收台籍專業幹部，卻屢屢出狀況。顯然，其中也遭遇到互信的問題。

關於互信對經濟的影響，也許可以再舉一個容易起爭議、但是意義可能更重大的例子。近年，美國大量印發美元貨幣，常常令他國眼紅。但是，事實也很明顯，越是在國際局勢不安的時候，美元就越是走俏。即使美金可能已經超額印發，國際間還是最信任以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計算基準。美元憑什麼？憑藉的是信任，是國際間對美國政府及其經濟實力的信任。問題是，當其他國家在擁有相同或相近的經濟實力時，也都能夠獲得相同的國際信任嗎？恐怕未必。人民幣要獲得相同的國際信任，大概還需要很多的努力。

信任，是個無形的事物。它背後是真誠度。但是，真誠度又能夠測量嗎？大概心理學家至今也還是很為此傷腦筋。話說回來，雖然難以測量，人們還是會有感，並且因此做出不同的反應。我們對不同的人，就是會有不同的信任度，也可以說就是對對方的真誠度會有不同的評價。而被評價為缺乏真誠的人，後續就很難獲得信任，也難以產生熱絡的交流。對不同的群體，如社會或國家，這種信任度的差異恐怕就更會形成系統性，也就是所謂“刻板印象”。美國大概也就因為得到了比較正面的刻板印象，所以就常常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久而久之，甚至就自居為世界警察了。反之，世人對俄國比較缺乏正面的刻板印象。也比較懷疑他們的一些具體動作。此刻俄國在烏克蘭的所謂特種軍事行動，雖然有些地方類似於美國之前在伊拉克等地的作為，但是，引起的國際觀感卻似乎是大不同。最近聯合國大會緊急辯論一項安全議題，就是有關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議案，除了俄國自己外，還有4國投反對票。141國贊成，35國棄權，12國標示為沒有投票。這樣的結果，大概對俄國、對普丁本人都很不利。這裡面，除了對事件本身的直接觀察外，估計也就有長期以來國際間對俄國、對普丁個人所形成的信任度的作用。

我相信，人性中本然的傾向是真誠，而不是虛假、說謊、欺騙。一則因為這是最不費心思的直接反應方式；再則，這樣才不會引起所謂“認知不諧”的不安。但是，很可能是因為恐懼感，特別是潛意識裡的恐懼，讓人開始學得不真誠，藉此避免某些危險或懲罰；後續則漸擴充為一種為求獲利的行為模式，特別是包括一些不當得利。

真誠不僅是人性本然，而且，它也是最有利於維護內在價值的統一。它不只是比較能夠避免認知不諧，而且可以避免內在的價值扞格。也就是說，它比較不會讓人在心理面臨如下的局面：既要肯定A，又要肯定非A（或者肯定B或C或…，而這些卻會推演出非A的結果）。簡單說，譬如當我欺騙他人的時候，我知道會對他人造成傷害，而我內心裡其實有因此而不忍的感覺。這就是一種價值扞格或矛盾的狀態了。而這會讓人覺得不安、焦慮。為了維護內在價值的統一性，人也會想要強調真誠。

內在價值的統一與否可能並不構成問題。人其實可以接受某種程度的不統一的內在價值感。譬如，我對某人的某些特徵並不喜歡，但是我卻還是忍不住愛上他。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當價值扞格或矛盾嚴重到某個程度時，人就會有更強烈的不安感，也會更排斥這種內在價值不統一的狀態。中國人對於“認賊作父”這種事情就非常反感。那其實也就是一種價值扞格的狀態。賊是負面價值，父是正面價值。把兩者同一，就會陷入價值混亂，就讓人極度不安。所以人們會排斥這種事情。

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情境下，都可能對於內在價值的統一與否的問題有不同程度的強調或關注。但是，文化顯然是一種廣泛而且持續的影響因素。如果按照韋伯的宗教分析，基督新教倫理影響下的社會，會比較關心內在價值的統一性，而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在注重人際關係倫理的基礎上（而非注重神人關係倫理），比較能夠接受組合型的人格，也可以說是對內在價值的統一性的要求會相對比較弱（因為不同的對象可能對我們有不同的期待；而且，理論上，我們有可能成功隱瞞或欺騙他人）。

韋伯暗示說，一般中國人可能比基督新教教徒更能夠忍受內在價值不統一的狀態。從而，也比較能夠接受不真誠的人格特質。

韋伯還提到家產官僚制對此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傳統世襲君主專制政體下，一般中國人可能會因為習於躲避官府要求的各種不合理的徵斂，而養成不誠實（報稅）的習性。

總之，為什麼日後福山教授會認為中國社會是個互信程度較低的社會，恐怕是受到韋伯關於中國人的誠實度說法的影響（福山曾經自稱為新韋伯派學者）。

內在價值的統一性，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尤其在極力追求經濟成長的國度裡顯然被嚴重低估。但反之，經濟已經相對發達的社會是不是就一定會重視這個問題呢？看來也未必。宗教信仰恐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晚近的西方社會裡，宗教似乎走向式微，而宗教倫理中對內在價值統一性的重視可能也隨之而走向式微。所以，如果說這個問題會在全球範圍內愈趨嚴重，恐並非虛言。

實際上，內在價值的統一性也聯結著一個相關的議題：評價中的比例原則。

什麼是“評價中的比例原則”問題？舉極端的例子來說，某人品行良好，但是，在眾人面前放了個屁，從而招致嚴厲懲罰。當眾放屁固然不宜，但是，因此給予嚴懲就可能是對放屁一事給予了過當的評價佔比。反之；某人素行不良，只因為偶爾討好了某人，而得到很大的獎賞。這是另外一種不當的評價佔比。我們也不難想像另外一些可能的例子。譬如，在大學聯考時，一些非關體育的科系卻規定高中體育不及格者概不錄取；也或者，只考某一特定科目。這是對特定項目給予了過當的評價佔比。

評價中的比例原則會是個問題嗎？應該是的，而且其實遠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重要。而許多時候，人們對此卻並不很在意。譬如，可能滿常發生的一種情形是：人們在選擇配偶的時候選擇了漂亮的對象。也就是說，外表的評價佔比較高，而忽略或低估其他條件的重要性。

在政治領域裡，人們在選舉的時候如何決定票要投給誰，也會涉及這種評價中的比例原則問題。好比有些候選人之所以會當選，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外表，或者口才。但是，等到他們掌握了權力以後，大家才發現他們才德不足之類的問題。這些例子，應該足以顯示評價中的比例原則對行為抉擇的影響。

有些學歷很高，專業很強，也可能收入頗豐或家世很好，總之擇偶條件很優越的人，在擇偶的時候卻出了問題。他們有很多可能的選擇，而也確實做了選擇，但事後卻可能發現選擇不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評價中的比例原則問題：過度強調了外表之類的條件，而忽略作為長久伴侶的其他條件。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也可能因為不當的評價比例原則而導致不當的抉擇。事實上，不當的評價比例原則會發生在任何時候。我們會在有意無意間選擇了或支持了某個人、某個群體，或者某種政策路線…。但是，我們是怎麼做抉擇的呢？也許有經過思考。但是不是深思過評價中的比例原則呢？這部分卻可能闕如，因為人的直覺不太會關注這一點。我們的直覺偏向認為這不是問題，理所當然能夠把握好。

即使是知識菁英，在面對像國家認同這種事情的時候也可能會做出讓人納悶的決定，甚至於是會讓當事人自己事後都懊悔的決定。譬如說，德國當代一位偉大哲學家海德格就被批評說他支持當時的納粹。這麼能夠深思的人怎麼會支持納粹呢？但是，類似這種例子其實並不少見。

近代中國有許多知識菁英都曾經支持共產黨。但是，其中有許多人在反右鬥爭或四清與文革時期卻遭到不幸。他們的遭遇也許應該說是被騙，而不是關乎不當的評價比例原則的問題，但這其實多少還是與此有關。至少，他們對於某些未知的事情也做了一定的預判與選擇，譬如共產黨究竟會不會實現曾經的承諾。他們可能認為：即使不能，我也還是義無反顧。也就是說，對此，他們給予了較低的評價佔比，從而可以忽略不計較。

此刻，大家比較關心的是烏克蘭事件。對於涉事各方，大家各有不同評價。譬如有人大力指責美國，認為一切悲劇都是美國所導演造成的。俄國會入侵烏克蘭，也是美國挑撥的結果。

這裡的爭議，一個可能的重點原因是訊息不充分的問題。可能大家得到的訊息不一致，所以對事情的評價也不一致。但是，話說回來，另外一個問題則還是與評價中的比例原則有關。

其實，多數人在這次烏克蘭事件的爭議中早就都已經站了邊，原來反美、仇美的人就容易相信事件都應該歸咎於美國，原來比較親美的人，則認為美國無罪，或者至少不是禍首。也許有些人本來沒有那麼鮮明的反美或親美的立場，但是他們可能另外有既有的親疏立場，譬如對中國大陸、對俄國，乃至對烏克蘭已經有親疏立場，從而導出對事情的整個看法，包括對美國在事件中角色的判斷與評價。換言之，並不完全是訊息決定立場，而是先前的立場高度影響或決定此刻的立場。而這種長期立場的形成，當然也還是受到訊息的影響，但也受到評價中的比例原則的影響。以台灣為例，基於民族主義情感，可能使某些台灣的人親中國，乃至親中共，從而願意相信中共立場所宣導的相關說法。這裡，民族主義情感的評價佔比可能特別高，於是大體決定了他們最後的立場。

但是，民族主義情感的評價佔比高，很可能導致對自由民主價值的低估。問題可能還不止此，他們可能歡迎某些訊息而相對拒斥某些訊息，而實際上造成對整體事態的誤判。反之，有沒有對自由民主價值給予過高佔比的評價情形呢？未必沒有。但是，自由民主本身畢竟強調了訊息的自由流通，反對封閉。所以被蒙蔽的情況會相對減少；再者，制衡的體制也可以有利於讓異議者也得以充分發聲。至於這會不會被敵對的勢力所利用，則又必須看群眾的思考習性是否足夠理性。危險未必沒有，但是並不必然構成危害。

要避免內在價值的不統一，就必須注意評價中有沒有不當比例的問題。總之，兩者是密切相關的事物。重視內在價值統一性的人，比較會關注評價中的比例原則的問題，從而也比較可能及早做出調整，避免出現評價中有不當比例的問題。而如果真有不當的評價佔比的問題，也就可能會造成內在價值不統一的狀態，並且因此而困擾。

這裡要歸納一下“評價中的比例原則”與“內在價值統一性”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兩者會交互影響：越是能夠趨近於內在價值統一狀態的人，其評價中的不當比例的問題也會越少，因為其內在價值系統比較是處於整合狀態，各項價值的優先順序已經大體排列有序。反之，評價中會有不當比例的問題時，往往意味著其內在價值還沒有統一，而不當比例的情形越嚴重，價值扞格也會越嚴重。

會有“不當”的評價“比例”，大體是因為某些價值的來源獨立於其他。具體而言，我們因為受到不同來源價值觀的影響，而組合成不盡統一的價值系統，而某些價值項目的比重被過度強調或過分低估。譬如我們受中國背景的影響而形成中國民族主義情感，但是，我們也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形成對自由民主原則的推崇。但是，這兩類價值觀卻可能彼此扞格。究竟何者應該為先，並作為另一價值觀的衡量基礎，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強調民族主義，甚至以之為絕對價值；而又有些人強調自由民主，並且也可能以之為絕對價值。這就會帶來後續很不同的結果。至於這兩者之間究竟應該何者為先，我們往往並沒有深入去檢討，而可能是憑直覺來認定。。

我真正想要說的是：評價中不當的比例原則很可能造成內在價值的不統一。我們可能以自欺的方式來維護我們的評價結果，但事實上卻因此必須面對認知不諧。問題還不止此。以上例來說，有一天如果發現烏克蘭民眾確實是因為普丁發動的戰爭而受到殘酷的痛苦，而我卻屢屢發言支持普丁的戰爭行動。我可能也會因此覺得痛苦。（當然，如果我屢屢發言挺美國，最後卻發現美國才應該為烏克蘭人民的痛苦負主要責任，我同樣也會很痛苦。）

一個讓我感觸深刻，但是還未完全顯豁的想法是：那些長期受苦的人可能很多是有不當評價比例問題的人，並且因此造成內在價值難以統一的困擾。成語有謂：緣木求魚。這其實也就是一種緣木求魚的情況。只是，在緣木求魚這個場景中，木和魚都是可觀察的物，而兩者之間不搭軋，也是常識可知，所以會真正去緣木求魚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但是，如果是無形的事物，誤判並且走錯方向的人卻可能非常多。

我們看到，許多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也曾經屢屢發動這樣、那樣的革命、內戰、政變等，造成許多的血腥悲劇，但是，其為第三世界的命運卻長期難以改變。血腥革命之後，民眾往往還是繼續在受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革命者往往痛罵當下的執政者如何自私、貪婪、無道…。但是，等到自己上台以後，往往表現也就一般，甚至還不如前任。他們不明白，前任的問題本來就不完全是個人道德意志的問題，甚至主要不是這樣的問題。所以他們抓錯了藥方。而會誤導認知，其實相當部分就是因為評價中不當的比例原則。我們被引導或自我引導而認定問題主要在哪裡。但是，實際上可能並不是如此。但是，我們往往不肯改變既定看法。

重要的是，這個評價“比例”其實常常是來自人的直覺，而並沒有經過深思，且常常被人的其他偏誤認知傾向所扭曲。諺語云：魔鬼藏在細節裡，這倒也是一種例子：魔鬼藏在未加細思的評價比例配置問題中。而即使是大思想家，也可能在這裡翻車。因為他們也不可能對每個評價比例進行檢討。而即使是號稱智者，他們在這些事情上的直覺卻也未必優於一般人。反而可能正因為他們自覺優秀，智力超群，過度自信的結果，而更少對這種潛在問題進行檢討。

要不要強調真誠，這也是個評價比例原則的問題。重視內在價值統一性，也就會重視真誠度；會低估真誠的重要，也就可能造成內在價值的不統一。這種普遍習性可能會導致社會發展遲滯，因為社會可能因此長期處於欠整合的狀態（而人們卻往往會把社會的進步遲緩歸咎於特定的少數人，以清算這些少數人為改革手段。但是，如上所述，結果很可能會讓大家失望）。

拉雜說了很多。語無倫次。很抱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我究竟在說什麼？只希望終究能夠有些積極意義。

註一：

台灣的竹聯幫倒是從一開始至今未歇（逾60年），而且組織規模似乎還不小。這可能是反映這個社會的某些層面民眾有這種需求。譬如說，一些外省低階層子弟可能就比較需要有這種幫派來照顧，以方便在特種環境下謀生。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還是不可能與官方組織的規模相提並論。另外，中國大陸上的青幫、三合會等古老組織，想必主要也只是在社會的底層存續，反映底層社會的需要，卻同樣很難在檯面上公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