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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7 16:30:54瀏覽1404｜回應4｜推薦6 | |
小時候迷武俠小說。武俠小說裡最迷人的就是總有一些能夠高來高去的武功高手。通常，主角就是最頂尖的高手之一。只要他一出場，準能夠化險為夷，甚至震懾全場；高手可以出入於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何等威風、霸氣！不過，等年紀越大，就越懷疑高手存在的可能性。那些違反物理學的功夫，大概從來不曾存在過。這頗讓我感覺失落。
原來武功高手只是人們虛擬的人物，世間沒有那樣的武功高手。那麼，人們為什麼要想像出那樣的高手來呢？
其實理由並不難想像。人間有苦難，所以需要想像一種能夠扶危救困的英雄人物。武功高手就是能夠突破人間種種困境，拯救受苦難的人群的人。或者，也就是作者的夫子自況，藉著想像讓自己成為英雄，既能夠濟弱扶傾、伸張正義，自己也能夠揚眉吐氣，威風一把。總之，武功高手的想像讓人們感受到人能突破困境的歡慰。人生困境的存在，其實是高手想像的靈感來源。
話說回來，人生困境又從何而來？這其實也是人們亟求解釋的一環。一種典型的解釋就是惡人的存在。而且，惡人還不僅是惡，通常他也必須是某種意義的高手，即使不是武功高手，也要是整人的高手。就好像中共劇作“白毛女”裡的黃世仁那樣，整人也是要有特殊本領的。當然，更典型的惡人常常是政客或領導者。在許多的革命論述裡，這些政客、領導者常常是貪婪、嗜血、陰險狡詐之徒。正因為他們這種特質，“淳樸善良”的人民就遭殃了。不但是遭殃，痛苦還往往長期持續，委屈也遲遲不能得伸。
不過，面對這樣的論述，我們也不免會有疑問：這些惡人怎麼總能夠站在那個位置上呢？就沒有人看到他在做惡嗎？難道那麼多受委屈的人就都怕他一個嗎？
再還有一種疑問。不是說革命嗎？革命革命，革了那麼久、那麼多回，怎麼，事情好像並沒有明顯好轉呢？底下的窮苦大眾怎麼還是那麼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天理何在啊？那些應該替天行道的英雄、俠客又究竟在哪裡？
我讀了社會學，讀到“結構”這個概念，才慢慢能夠理解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
就好像社會學者涂爾幹所提的：神是社會的變形。也就是說，人們崇拜的一種莫大的力量，其實來自社會，但是，人們看不到“社會”這個事物，於是將這個力量的來源名之曰“神”。神既是一種神聖化、神話化、法力無邊的事物；同樣很重要的是，比起“社會”，神反而是大家比較能夠去想像其具體形象的事物。也就是說，“神”總歸比“社會”更能夠被具體化，也所以，比較容易被理解或有感覺。
我們所感受到的莫名力量，其實主要就是社會的結構效果。而上面所講的困境，很可能也是這種結構的效果。
“結構”又是什麼？抽象地說，結構就是元素以特殊形式結合的狀態。但是，這麼說似乎不太能增加理解。如果要比較具體化去想像，那麼，武俠小說裡說的“陣法”，就是一個比較具象的例子。相傳諸葛孔明禦敵時以亂石堆成石陣，按遁甲分成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變化萬端，可當十萬精兵；而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陣，則可抵禦天下武功之最。對陣法的一種簡單形容就是：各部門之間互相應援的體系。結構大體也就是這樣的一種多人組合後形成的互相應援體系，形成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的機制。也因為會互相應援，所以形成韌性高、不易改變的結合狀態；即使改變，也有某種規則性。
結構之所以會展現出力量，可能是當有外力要打破原有結構時，結構產生的反作用力。不過，也有時候是個人誤觸機關，導致結構反應而展現出力量。這種力量相對於個人的耐受力而言，往往顯得非常強大。如果這個結構讓人處於被剝奪的狀態，人也確實會很難掙脫，而感覺處於困境。
涂爾幹在描述社會或集體的力量時，舉的例子很多，也包括某種集體性宗教儀式的進行。在過程中，個人感受到進入了一種非常特殊、不尋常的精神境界中。人甚至感覺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個迥然異於日常生活情境的世界。從而，人們有了“神聖”感。正是這種對“神聖性”與“世俗性”的區辨，產生了宗教信仰。
涂爾幹對“社會”力量的描述，稍後似乎被歸入“結構”這個抽象概念來進行討論。結構的作用，在社會學裡被特別關注，並且持續討論。英國社會學者紀登斯(A. Giddens)強調“結構”涉及“資源”與“規則”。換言之，資源與規則可能是結構的較具體的指涉內容。
從涂爾幹的“社會”概念轉換為後期的“結構”概念，所把握到的似乎偏於社會的“靜態”面向，而少了某些社會生活的動態特質。所以紀登斯要創出”結構化”(structuration)這個新詞。其實，在傳統中國思想裡，雖然似乎沒有“結構”這種概念，卻常常提到“形勢”概念。所謂“形勢比人強”、“時勢造英雄”、“天下大勢”等。這種關於形勢的說法，其實和結構概念有相當重疊之處，但又不盡相同。相似之處在於結構與形勢都比較是整體的特質，而且對個人都有很強的限制與導引作用。而兩者差異則在於“形勢”更蘊含動態性，並且包括偶發而作用重大的整體狀態（而“結構”比較蘊涵靜態或維穩的性質）。而涂爾幹的“社會力”概念其實應該是兩者皆有。
不過，這種概念有出入的問題不妨暫且擱置。容我暫時擴大“結構”概念的含義，包含“形勢”概念的大部分，拋棄其中比較偶發的、影響力弱的元素。
總之，“結構”是事物的複雜結合狀態，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個人有強大作用力的事物。個人的際遇常常是結構作用的結果（當然還要結合個性的一些作用）。而所謂困境，常常就是結構的負面作用結果。古小說裡所謂“一文錢逼死英雄漢”。那其實大體也是結構造成的處境。一個缺少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制度的環境，加上多數人都窮，無法去照顧、救濟其他的窮人；缺錢的時候，也無處借貸、融資，連要賒欠也難。於是人就被缺錢的困境逼死了。困境的形成很可能會惡性循環。缺錢的人可能被迫出賣自己擁有的有限資源，包括自己的人身，或僅有的生財工具，結果卻因此更落入極端的困窘中。
個人很難擺脫結構性困境。這固然是因為結構作用相對於個人能力，往往顯得強大。但是，另一個重要問題卻是：人們往往意識不到困境源於結構的作用。就好像人們可能把“社會”力量視為“神”的力量，人們也可能把結構的作用歸咎於特定個人的作為。如果個人似乎並不足以造成偌大的罪惡，那就無妨把他神化或妖魔化，通過想像賦予他強大的力量，如此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能夠造成偌大的罪惡。也或者，以一種獵巫的手法，膨脹其邪惡程度。
人們在為社會長期貧困、發展遲滯而尋找理由時，最容易拿出來的理由常常是領導者的缺失：無能、貪婪、腐敗、...。那麼，忍無可忍就換人吧！問題是，儘管換人的過程可能倍加艱難，甚至暴力血腥，但是，換了人以後情況卻未必就真好轉了。往往是貧困依舊，改革始終像是在原地踏步。真正能夠脫胎換骨、進步顯著的事例難得一見。這卻又是為什麼？
簡單說，那是因為結構作為維穩機制在起作用。人們往往並不會有意識地對結構（體制）進行改造，而是朝向結構中的某特定個人進行代換。但是，就好像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陣中有人負傷，換個人站上他的位置。結果陣法依然。也就是說，結構中的問題性也依然存在。因為結構幾乎總是自動朝向恢復舊秩序在發揮力量。傳統中國的朝代更迭，往往就是一次次的故事循環：舊結構瓦解，幾經掙扎，再大體恢復舊秩序。真正的結構改變幅度往往並不大。晚近中國的變遷被稱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正是因為結構改變的幅度遠遠超過了以往。
結構之所以難以改變，部分是因為它參與者眾多，所以力量非常強大，而且它通常總是朝向恢復舊秩序在發揮力量。而參與者眾多，大體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甚自覺地參與了結構的建置與運作。只是，我們常不能充分意識到這一層。人們常在不甚自覺的狀態下參與結構的建置與運作。人們比較能意識到自己在小範圍內的行動意義與意向、目的。但是，這些行為卻同時也就成為結構建置與運作的一環。舉例來說，書生讀書、應考，他有他自己的人生目的。但是，從皇帝的視角看來，卻可能是“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不過，更往上一層俯瞰，皇帝的這種操作其實也只是在維護既有結構的一種作為罷了。也就是說，當皇帝在嘲笑天下英雄（士子）的時候，他自己也在照著劇本演出屬於自己的角色。
在討論困境的形成時，有所謂“共犯結構”的概念。就是說，罪惡並不是只涉及主犯個人的行為，而可能還有其他人的合作或幫助作為。正因為是一群人的配合行動，所以才更能讓受害人被困住，難以擺脫困境。其實，從更廣泛的觀點來說，受害者本人也可能參與到這個共犯結構當中。這乍聽似乎很不可思議，但實際上並不那麼難想像。譬如有一種吸金犯罪，就需要受害者參與。受害者受厚利吸引，投入資金，最後資金被罪犯捲走。這只是受害者參與共犯結構的一種情形，更典型的情形其實是發生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統治者可能對被統治者進行宰制、剝奪，讓被統治者的權益受到侵害。但是，被統治者卻可能參與維護這樣一種統治關係，同時也維護這種被剝奪的狀態。他們的參與通常並不是無意識的，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是在效忠於國家，或者效忠於偉大君王。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局部意義。但客觀上他們卻維護了一個其實有嚴重問題的統治結構。換言之，在參與結構這件事上人們可能常是無意識或只有模糊認識的。
舉北韓為例。北韓政權能夠持續維持，也因為有廣大的民眾在參與、維護這個政權或體制。但是，就參與、維護結構而言，人們未必有清楚的意識。他們或者在勉力維生，也或者是在自發愛國(在他們的意識裡，金家政權可能很偉大，是一心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所以這些是有意識的行動。但是，他們的行動維護了金家的專制政權。這一點則未必被清楚意識到。但是，至少從外界來看，眾多北韓人民的行動在有意無意間維護了那個專制政權，而也因此延續了北韓的窮困狀態(註一)。這裡，“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很可能是結構效果的重要組成部分。結構的作用之所以常不同於（眾多）個人的意志，“非意圖的後果”當是重要的成因（註二）。
人們參與維護那個使自己窮困的體制。這似乎是很弔詭的情況，但卻實際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但一般人常不能意識到有這樣的問題。如果很多人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問題也就比較可能被解決或改善。正是因為他們忽略了問題，或誤判了問題性質，同時沒有意識到自身行為的結構意義，所以就更難以改變結構並且脫困。這種忽略與誤判，可能與統治者的有意引導有關。統治者常常會努力塑造所謂“文化霸權“，或者“象徵暴力“與”文化專斷“。他們透過媒體與教育的宣導，一方面正當化統治者的行動，一方面妖魔化其他的事物，也就是讓其他事物為出現的問題揹鍋。揹鍋的事物往往比較具體，是特定的人或群。因為人們的感情（仇恨等情緒）容易流向這種具體對象。
舉例來說，晚近的烏克蘭事件，顯然就有一種要由美國揹鍋的聲浪：是美國挑撥，促使俄國不得不進軍烏克蘭。但是，美國明明沒有怎麼介入烏克蘭的事情啊！怎麼就能把烏克蘭玩弄於股掌之間，甚至也把俄國玩弄於股掌之間呢？俄國幹甘大不韙入侵他國，就因為美國的操弄？其實這種說法顯然是在把美國給妖魔化。美國就好像故事裡典型的惡人，既邪惡卻又有魔鬼之能。妖魔化了美國，才能合理化罪惡皆源於美國的說法。（也或者，被妖魔化的其實是俄國。理論上這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不過，我並不持這種想法，這就留給他人去提出吧。）
當然，我們跳出來看，其實很難接受這種妖魔化美國的說法。美國如果能夠把烏克蘭，乃至俄國玩弄於股掌之間，怎麼會在越南、在中東、在阿富汗搞得這麼狼狽（其實，美國也曾經在70年代中從伊朗狼狽撤離）？這種妖魔般的能耐顯然超乎常理。我既不相信有小說中那樣的武功高手，也不相信美國會有那樣的操控能耐。這顯然是欲加之罪。
普丁的軍事行動，更可能的理由是俄國內部的情勢出了問題。他必須藉助對外揚威來化解內部不穩的情勢。而俄國會選擇對烏克蘭而非其他國家用兵，則是歷史、地理等國際政治局勢的結果。至於烏克蘭之所以親西方，我則認為主要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無關於誰的誘惑、挑撥。這些，籠統說來，都是廣義的“結構“的作用。也就是說，比較不是特定的邪惡勢力在操弄一切。把悲劇集中歸咎於特定邪惡勢力，比較是一種妖魔化的說法，或者是一種過度簡單化的思維結果。
強調結構作用的說法，可以用在為美國脫卸責任，當然也可以用來為普丁卸責。也就是說，他的行動大體也是結構使然。我並不完全否認這一點。然而，強調結構作用只是要矯正過度關注個人行為層面的思考模式，並不表示個人沒有任何的自主性。如果個人完全沒有自主性，結構也就會更僵化，更難有改變。
也因為悲劇主要源於結構的作用，所以不是特定的個人或群體能夠輕易化解的。結構性的矛盾，需要從更根本的問題層面著手，也需要更多方面的人的共同努力。不過，這裡，並不是說沒有誰的責任更大些，沒有誰更應該做出改變的努力。我還是認為普丁是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化解悲劇，也主要是依賴他的抉擇。他如果願意懸崖勒馬，還是最能夠讓事態轉寰。當然，他個人的威信可能受到嚴重的損傷。不過，這可能已經是必然之事。懸崖勒馬，可能還能為他自己留得一抹英名，否則，恐怕他只能是遺臭人間了！
註一：
北韓人民中當然也有人認為金家政權是暴政而並不甘願為其效力的。但是，或許這種力量太微弱，也或許他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而選擇順服，最後，體制本身並沒有因此被動搖。
註二：
行動的後果中，很可能會有所謂“交互作用”效果。這是說，幾個因素結合後產生倍數的效果（而不只是相加的效果），也或者是產生了全新的變化效果。“非意圖的後果”也包括這種情況。從而，結構的運作就好像是不同於個人行動的獨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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