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來臺灣的外省人大體經過嚴格淘洗、甚至篩選過程，絕大多數是堅強的國府支持者，也大體屬於堅定的統派。他們的投票取向也很明確，就是支持國民黨或後期所謂藍營。但是，隨著外省人留台灣日久，而產生「土著化」的認同轉變現象，再加上一些後文將討論的其他原因，部分外省人的統獨立場也開始出現轉變。這種轉變意義非常重大。影響統獨立場轉變的原因當然很複雜，除了土著化因素外，政治情勢的轉變，以及某種文化批判意識的產生，都可能有影響。

臺灣外省人開始偏離固有一致的政治支持立場，第一波比較是在70年代初海外爆發保釣運動期間。這時候，有一些人批評國府不敢衛護國土（釣魚台），對國府感覺失望，以致有些人轉向中國大陸。當時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作家陳若曦及其前夫段世堯等人。陳本人固為台灣本省人，可能對國府本來就存有負面印象，段為外省人，但是留美以後也對國府失望，兩人於是決定回歸中國大陸。不過，文革後期，他們又回到美國，陳日後為文對文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開始走向台獨，段則最後留在美國，而與兩岸中國都保持距離。陳與段的心路歷程頗值玩味，而兩人最後的離異，也反映出國家認同與個人感情間可能存在的矛盾。

1971年底，國府退出聯合國。這讓部分本來對國府心存不滿的人士更敢於質疑國府的統治正當性。也促成部分人走向反對國府之路。在反對者中，本省人趨向反統、綠化，外省人則有些在行動上或心理上「回歸」中國大陸，也有些亦逐漸綠化。鄭南榕可能是外省獨派的先鋒人物之一。

鄭南榕是「黨外」《自由時代週刊》的創辦人之一，他反對當時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對於自由民主以及對於臺灣獨立運動訴求的壓制。在1989年4月，鄭南榕為了表達「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拒絕拘捕並且自焚身亡，之後被許多人尊稱為「言論自由殉道者」、「臺灣建國烈士」或者是「臺灣獨立建國之父。他的自殺究竟主要是為堅持台獨，還是為言論自由，可能還有爭議。

由於鄭南榕已經過世，不可能在現在的綠營裡產生什麼權力效應。但是，他卻有可能在逝去多年以後，逐漸成為綠營的一個重要象徵人物，甚至獲得一定程度神化的形象，可以幫助匯聚各方面的力量。

早期外省人參加獨派陣營的不多，但是，他們的存在意義卻仍然不可輕忽。即使到晚近，外省獨派人數在外省人中仍然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卻逐漸成為一個顯著力量，由於他們多數是很有理念的一群，而且幾乎都是知識菁英，長遠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他們或許牽引其他的外省人的抉擇，而且，也可能成為本省人的臺獨正當性的訴求理由。「連外省人也主張臺獨」，這可能是一面重要的臺獨宣傳旗幟。鄭南榕固然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廖中山或許也是外省獨派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廖中山曾擔任國軍海軍軍官、國立海洋大學教授，1992年發起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簡稱「外獨會」）與「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特別是外獨會的成立，可能具有特殊的時代標誌意義。廖中山於1965年和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孤結婚。後因擔任海員而接觸流亡海外的台灣人，於是「認識到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罪惡」，但當時對中國大陸仍然抱有希望，而在大陸六四事件慘劇發生後，也轉變了對大陸的看法，遂轉向主張臺獨。

還有一位非常值得一提的外獨會成員陳師孟。陳師孟的祖父陳布雷，曾擔任蔣介石的文膽，但是陳布雷於1948年國共內戰風雲緊急的時刻自殺，震驚國人。陳師孟本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員，並曾任民進黨秘書長，在陳水扁台北市長任內擔任副市長，稍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總統府秘書長。2003到2004年，陳師孟曾擔任陳水扁創立之凱達格蘭學校的首任校長。他早歲曾加入中國國民黨，但是在1991年間，因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而退出國民黨，並加入民進黨。

陳師孟與張忠棟、林向愷、鍾佳濱等六十多人基於「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裡，外省人不該缺席」的理念，於1992年加入外獨會。外獨會的成立時機當然與台灣的解嚴與兩蔣的過世有關，不過，是否與六四事件的發生有關，也很值得研究。

陳師孟的轉向獨派，特別具有象徵意義，因為他不但是外省人，而且是陳布雷之孫。也就是說，他的家族與蔣家曾有密切的關聯。他轉向台獨，不但是意味著他個人的重要生涯轉變，也象徵著一些外省菁英的思想轉向與外省族群的認同分裂。

任教於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的林向愷教授也是外省第二代中的菁英之一，他也在1992年加入外獨會，並曾出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2008年總統大選，他擔任謝蘇競選團隊的政策部主任，負責統籌政策白皮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關於反服貿的抗議運動，他也是主張反服貿的重要代表人士之一。

曾經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入閣的外省菁英，還包括林全、賀陳旦、謝志偉等人。林、賀陳兩人比較是優秀技術官僚類型，較少介入統獨政爭。但是他們加入綠營政府，仍然具有象徵意義。謝志偉先前擔任德文教授，後曾任新聞局長，並曾參與籌組「臺灣教授協會」、「臺灣北社」等獨派團體，並長期在民視擔任民嘴，批判藍營、統派不遺餘力。

或許還有一位外省獨派人士王定宇值得一提，他是台南市議員，曾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台期間，糾眾對張嗆聲，甚至因此釀成絆倒張銘清的事端。或許值得注意的是，王與謝兩人都是俗稱的「芋頭蕃薯」，父親是外省人，但母親卻是本省人。此外，據說王定宇是由單親母親養大，所以，他的外省聯繫可能不強。父母親分別是外省與本省人，孩子似乎會更容易形成較強的認同選擇（形成獨派認同的機率似乎較大），與謝、王類似背景的獨派人士不少，知名的還有于美人等。

臺灣的外省第二代轉向主張臺獨的人士比例不算少。這是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他們為什麼會轉向呢？原因當然複雜，不過，除了土著化的作用外，簡化說來，大概可歸於「雙重失望」。雙重失望主要是指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岸中國政府的失望。或許還有一部分人是對整個「中國」失望。失望，使他們的國家認同轉向。如果沒有雙重失望的作用，土著化也可以只是使他們在感情上更認同台灣作為家鄉，而不牽涉國家認同的轉變。

對國民黨的失望，是當愈來愈多人獲知國民黨曾經的一些「罪惡」作為以後，開始對國民黨失望。這些「罪惡」，大概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事件，另外，早前關於1927年的清黨過程的血腥歷史材料的出現，以及一些國府違反民主、自由乃至公平原則作為的報告陸續出爐，都可能造成失望心理。

對共產黨的失望，當然也包括共產黨曾經的一些「罪惡」作為，像是文革、反右、大躍進等運動中的一些不人道事蹟。這些通過早年的反共教育，可能早已經印入台灣人心。而晚近的六四事件可能是讓早期負面印象得到確信的證據，或者是使某些人對中國瀕於絕望的關鍵影響。如果沒有六四，或許有些人會在對國民黨失望之餘，還寄望於共產黨。但是，六四使一些人對共產黨也絕望，甚至對「中國」絕望，從而決定主張台獨。一個具體的案例是民進黨立委段宜康的父親段守愚。段守愚是外省來台的第一代，曾任大華晚報總編輯，出身世家。他原本雖然對蔣政權有意見，但是對台獨主張仍然保持距離。但是在他回鄉探親以後，特別是看到中共政府如何對待人民（應與六四事件有關）以後，認為臺灣必須走向獨立，並從此反藍親綠。

上述的雙重失望，或許可以合併為一，就是對中國的社會文化與統治模式失望。這種失望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基礎。也就是說，他們看見中國政府（不論是國或共哪一個）的不公義、不合理，因此感覺失望或絕望。這種負面評價與失望或絕望態度不僅使他們產生統獨轉向，且使他們對於任何促統的作為，特別是對武力促統，都感覺恐懼與厭惡，而變得更加反統。

在上述的這類人中，有沒有一些人是普遍對一般中國民眾感覺失望，或對傳統文化習性失望？這是我很好奇想知道的。我傾向認為這一面其實也值得重視。這種失望感也許更深層。

對兩岸中國（政府）的絕望或深刻失望，使這些人決定放棄中國認同，並轉向主張臺獨（註一）。這些人的統獨轉向意義深遠。外省人轉向台獨，固然使獨派獲得更強的正當性，因而聲勢大漲，同時也使統派聲勢加速萎縮，並使藍營陷入分裂、從而變得無力。

台灣中學教科書裡關於中國認同的相關爭議，之所以能成為難解爭議，顯示名義上居執政地位的藍營，其實內在已經缺少堅定一致的認同立場。而這與外省人的統獨轉向顯然有關。藍營中的本省人，或許統獨立場本來就較為模糊，但是如果外省人表現堅定的統一意志，整個藍營的立場也會比較明確、堅定。問題其實還可以衍伸為：作為多數的本省人，又有什麼當然理由要偏向主張台灣獨立？為什麼不願意回歸中國？這裡面恐難免也有失望的情緒作遂。

我可以同情那些因為失望或絕望而轉向台獨者的想法，也承認他們的認同選擇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我強調還有些必須釐清的思考面向。首先，我認為我們必須從更寬廣的脈絡來思考臺灣應該的選擇。因為失望而拒絕「中國」，恐怕還是太感性的反應。以下的一篇文章或可提供參考。

6月10日中國時報「名家專論」版刊出潘華生教授「對抗是康莊大道旁的歧路」一文。文中討論印、巴分裂，巴基斯坦的路線選擇與長期發展的落後結局。他在結論中轉向關心臺灣的處境。他說：一個排他、激進、自我封閉的基本教義派意識是否已經在台灣社會扎根了。台灣要堅持多元、民主與開放，更應該參與甚或引領中華文明的復興。這才是擺在台灣面前的康莊大道。

我認為這篇專論點出了一些重要議題，值得我們大家關注。不過，我可能沒有作者潘華生教授這麼樂觀，我並不確定有一條康莊大道可以讓我們走下去。我認為臺灣只能是走在高空鋼索之上，稍一不慎就可能陷入絕境。所以，臺灣民眾必須加倍謹慎小心。

另外，印巴關係與兩岸關係可能還有一點不同。巴基斯坦是軍事統治，沒有充分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臺灣卻是走在民主化的路上。臺灣應該更容易受到全球化與西方勢力的影響。不過，美國的影響究竟是否必然帶來積極作用，也還是問號。在美國支持下，南越政府仍然敗亡；美國現在又扶持伊拉克政府，但是伊拉克政府恐怕很快也將倒台。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命運恐怕也不樂觀。所以，選擇親美，未必能保證生存。而中國大陸又可能是美國以外全球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對臺灣的「協助」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當然也是大問號。

巴基斯坦最大的問題可能是self-identity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自我認同是扭曲的、有內在矛盾的。其內在的印度元素與阿拉伯元素是會打架的。巴基斯坦企圖讓一個本來屬於印度的群體完全轉變成阿拉伯式的國家，但是這種轉變並不順利、徹底，以致於破壞了國家的內在統一性，成為一種內在分裂的狀態。並且因此只能更依賴武力維持國家的統一。這種狀態終難長久持續，而難免陷入宰制、內在矛盾與發展停滯的困境。

當前的臺灣似乎也正因為過度強調拒斥對岸、欲與對岸（乃至中國）站在對立面，而可能朝向失去認同的內在統合性。這是讓我憂慮的所在。

有些臺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似乎想要徹底切割。但是實際上這種切割是不太可能徹底的。我們只要稍稍想想，臺灣人所信奉的諸多神祈、講究的諸多儀式、節慶活動，更重要的是成套的思考系統，都來自中國文化傳統，就知道這種切割會帶來內在分裂。之所以有些人覺得能做切割，是因為他們還未深化體認其間連結，以及切割所可能帶來的集體心理效應。

近年韓國人常做出一些令華人感覺不快或不恥的動作，譬如將端午節申請為其文化遺產或聲稱孔子是韓國人等。這些事固然顯得荒謬，但是究其理，也就是因為他們先前太過頭地拋棄其文化傳統中的中國元素，導致他們感覺有某種內在空洞，而企求彌補。臺灣人欲拋棄中國傳統與中國聯繫，必將面臨更嚴重的內在統合性問題。

那麼，如果不拋棄中國傳統與中國聯繫，臺灣又會如何？大概也會有問題。有些中國傳統可能確實有問題，確有可能促成不人道、非理性，乃至帶來悲劇。不過，我們本來就可以用更理性的態度來思考這些議題，用更理性、公允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傳統與認同議題。

譬如，我們在評價中國傳統的時候，可以將中國傳統放在較長的歷史時間軸中審視，而不只是就當下的優劣態勢進行評價。中國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相對劣勢，未必會永久保持，而西方的相對優勢也未必能永久持續。從而，我們要更深入去思考優劣態勢背後的完整因果，以作為評價的完整參考架構。

在我看來，西方的文明優勢部分是出於歷史的偶然，是希臘理性主義思潮、羅馬普遍法治精神與基督教社群與紀律精神的耦合結果。這種耦合是歷史的偶然，而且，其間隱藏著矛盾。當理性主義壓過基督教的勢力時，耦合可能將裂解，優勢的西方文明也許將不再璀璨。反之，中國儒家講究道德主體性原則的人本主義精神，經過一番文化洗禮，也可能開展出新一波的高端文明。

我並不想直接表明對中國文化的一種樂觀期待，但是，我非常不贊同逕行否定中國文化的態度。至於中國政府，它其實也是變異的部分，特別是作為文化發展的結果，以及「世界體系」運作的結果，而非僅作為獨立的歷史原因。看到既有中國政府的「罪惡」作為，或看到一些有問題的文化習性，就對中國絕望，就想要與中國切割，這樣的思考不免像是那位詩人夢想建立獨立的巴基斯坦理想國一般，不免虛浮、短視，甚至有危害。

兩岸的未來未必只有簡單的統或獨，但是，以簡單的統或獨、擁抱或拒絕作為答案選項，很有可能會限制了謀求問題解決的思考空間。外獨會選擇獨，並從而不再對於過去的國府有所諒解，甚至也拒斥自己內在的中國元素。這種選擇，用在這麼重大的抉擇事件上，未免太短視，而且危險。

註一：

有人表示，有些外省人或原屬藍營的人可能是因為政壇失意或被打壓而改變（統獨）立場。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不過，以我所舉的這些代表性人物來說，我倒相信他們有自己的理念。有網友提到宋楚瑜、王作榮與陳布雷等人的例子，似乎暗示他們是屬於失意或遭遇打壓的一群，並因此改變立場。陳布雷之死，究竟有沒有別情，我不知道，這當然可以是個話題，不過，我也不認為他適合歸類為失意政客之流，並由此來解釋其孫陳師孟的轉向。統獨這種事，畢竟事涉認同，所以由失意來作為主要解釋理由，我比較存疑。宋楚瑜雖然自稱不屬藍營，但是未必轉向獨派。王作榮在兩蔣時代固然失意，但是也並不曾轉向獨派，他只是提拔了李登輝，但當時李並沒有顯露出台獨的傾向。最明顯轉向獨派的藍營成員應該是李登輝與當年集思會的一群。但他們並非外省人，他們本來就未必真傾向統派。作家柏楊或許是遭遇打壓並親綠的外省人，但他未必是獨派。且他在臨終前曾接受馬總統頒獎，並對阿扁表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