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知識分子（註一）被認為是社會中的中上階層，特別是在知識、思想、文化的領域裡佔著主導的地位；而知識分子的行動也可能較具理性。但是，關於知識分子的「理性」命題卻也很可能還有諸多疑問。我們不妨舉一些歷史事例來對這種說法提出討論與商榷。

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以後，短期間其實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更沒有多少反駁意見。而會提出反駁意見的，大體都是知識分子（特別是當時的教會菁英與天文學者）。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持既有的「地心說」來反駁日心說。若干年後，伽利略通過天文觀測結果支持日心說，卻被當時的天主教會知識菁英判處終身監禁之刑。

在科學啟蒙時代，宗教勢力固然常被視為舊派思想的代表，人們或許會認為他們的理性受囿於其特定信仰立場。但是，早在耶穌傳道的時期，也就是基督教會剛開始的時候，作為當時猶太人社會知識菁英的法利賽人卻壓抑耶穌的傳道工作。換言之，教會內部的發展也受會內知識菁英的主導，只是基督教的發展卻並未因此而完全被這些知識菁英所限制，而仍有後續曲折的發展道路。

我估計，在佛陀傳道並開展佛教之後，傳統印度教的復辟勢力也出於當時印度的宗教界知識分子的努力。換言之，是那些宗教界的知識菁英使印度再度回復比較支持維護種姓制度的宗教信仰型態。

所以，未必是宗教限制了理性發展，而也可能是理性不足限制宗教發展，甚至限制整體社會的發展。而知識菁英的理性不足，卻是造成限制的關鍵因素。

或許有人會認為，知識菁英有時候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阻力，未必是「理性」不足的問題，而可能是「知識」不足的問題，因為所謂「知識菁英」其實只是相對的意義，並不表示其知識完足，足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譬如堅持地心說，反對日心說，關鍵可能是在天文知識的不足。不過，話說回來，判決伽利略終身監禁，這本身卻無關天文知識，而關乎維護教會權威與利益。這部分卻比較不是知識問題，而是權力與權益之爭。這時候，人的理性判斷只是被習慣或利益思維所壓抑或扭曲，而不是因為知識有侷限。再者，理性態度至少可以告訴自己，既知有知識侷限，又何必堅持己見，而壓制異見？所以，理性態度的欠缺仍然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在傳統中國社會，維護傳統制度的力量也包括了知識分子（農民或許是更重要的傳統勢力，但是他們的作用未必比知識分子更為關鍵）。宋朝新舊黨爭，爭執雙方其實都是知識分子。清末戊戌變法，最直接的抵制力量也出於官僚知識分子。

共產中國的幾次重大運動，特別是如大躍進與文革，主導者毛澤東與主要參與推動者，又何嘗不是知識分子？甚至整個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如果不是知識菁英發起，又哪能成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主席就是北大教授陳獨秀，也是五四運動的主要發起者與中國最初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中國在二十世紀中期走上極左社會主義的道路，對廣大中國人來說是一場悲劇，而這個路線的選擇，主要還是中國知識菁英的作為（雖然未必是全體知識菁英的共同選擇，但是，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識菁英也間接幫助走上這個路線，因為他們參與反對其他路線，卻對極左路線缺少警惕）。

當然，我所舉上述諸例都在暗示，恰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行動使整體社會的制度理性化受到抵制（當然，推動制度理性化的人也是知識分子）或逆向而為。也可以說，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方向未必都是制度理性化的方向，而甚至有可能恰相反。

為什麼如此？從社會學者韋伯的討論可知，傳統中國的官僚階層為維護其階層本身的既得利益，所以一般都傾向拒絕有大幅度的制度變革，唯恐因此使整個階層利益受損（這背後顯然還包含某種特定世界觀與因果觀的作用，即「零和」式的思維模式與對世界整體進步可能性的悲觀預期）。

抽象說，知識分子可能是為了局部利益而犧牲了整體制度理性化的追求。就像古猶太的法利賽人，也可能是為了維護屬於法利賽人的地位特權利益而壓抑耶穌的福音（耶穌的福音比較是普世性的福音）（註二）。類似的，佛陀的啟示似乎也比較照顧普世的幸福，而印度教則傾向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後者卻在印度長期佔有優勢。

可能正是因為「理性」(rationality)概念本身的複雜性，使所謂的「理性」行動常顯得弔詭。傳統中國官僚的保守主義態度，對其所屬特定階層來說，可能是有利的，所以，這種保守態度就維護階層利益的目的來說，就可算是「理性」的態度。但是，這種局部的理性態度，就整體的利益或進步可能性來看，卻可能得到相反的評價。

印度的種姓制度從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來說，也是理性的。但是，從整體印度社會的進步來說，很可能又有相反的評價。長期而言，種姓制度帶來印度全社會的普遍疏離感，從而使其缺少進步的動力。印度教的部分信條相當程度上是為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而設，所以，這些信條從維護特權階級利益來說，也是理性的。但是，這些信條可能不利於社會進步。所以就整體社會的考慮來說，就可能是非理性的。

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也未必能跳脫這種思考的侷限性，而其行動有可能只有狹隘的「理性」，而從強調整體的「結構理性（註三）」的尺度來看，知識分子的行動也就未必是理性的。甚至於，知識分子的思考力恰使他更易在狹隘意義的理性行動上走得更遠，而更形背離「結構理性」。近代的股市禿鷹無一不是廣義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專業知識卻成為傷害世界經濟的工具。

知識分子為了狹隘的局部利益而阻礙整體發展或甚至傷害他人利益，顯示知識的增加未必與「結構理性」的提升呈直線性的正相關，當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對立的時候，知識與結構理性甚至可能呈負相關。

問題在於，與整體利益嚴重對立的局部利益真是「利益」嗎？獲得這種利益真的對局部的人有利嗎？譬如說，那些股市禿鷹們能因為這種金錢獲利而快樂、幸福嗎？從而，雖然廣義的「理性」很可能也包括違背「結構理性」的理性，但是，結構理性似乎必須被當作理性的真正衡量尺度，並作為知識分子或所有行動者的依循原則。但是，一般知識分子未必都能看透這個問題。

在當今台灣，知識分子顯然彼此間也漸形成深沈的思想鴻溝，特別是藍綠間或統獨間有著難以跨越、難以弭平的芥蒂或甚至是仇恨。這樣的心結與對立態勢恐不下於宋朝的新舊黨爭與清末戊戌變法時期的新舊對立。對立雙方的理性程度究竟如何，難以細究、客觀評量。但是，從局外來看，不外以下三種結論：藍比較非理性、綠比較非理性、雙方都不夠理性。也就是說，持對立立場的知識分子間，至少有一方或甚至是兩方（都）是比較非理性的。總之，對立太嚴重，本身就不利於台灣的整體發展。

台灣本地的知識菁英，在兩蔣時期顯然比較受到壓抑或排擠，部分人甚至遭受到不人道的對待。近年，時移勢易，本地知識菁英日益抬頭。或許由於無法忘懷早年的不公道待遇，所以他們的政治立場非常明顯傾向綠營，而對藍營、國民黨高度惡感。李遠哲在阿扁第一任總統時期，全力捧扁。第二任時也仍然不改其志。迄今，他都還是挺綠、反藍。他作為國家的尖端知識菁英，這種態度其實會傷害他個人的高度。但是，他的早年傷痛經驗可能已經決定了他的立場，即使這種立場在面對當前的政治事務時，可能有些偏執與理性不足的問題。

台灣的本地知識分子，在被所謂大中國主義意識長期壓抑過後，似乎是反彈性地展現了對台灣本地的濃厚關愛；而當前的兩岸交流，似乎也反作用力式地激發更強的本土意識。各地方的文史工作會或文教基金會主要參與者大都是本土知識分子。除了社區性的參與外，本土知識分子也還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運動。他們在他們的活動中開展屬於台灣本土的self-identity。並且因為找到這份認同、體現主體性而覺得有意義，因而態度也更趨積極。政治意義上的綠營與上述這樣的本土意識結合，從而能發展前者更廣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這樣的本土意識在面對兩岸問題時卻可能出現問題，因為本土意識帶出了反中與去中國化的意識。兩岸究竟應該維持或發展什麼樣的關係，當然是困難的議題。它牽涉的是血緣文化的認同思考，也牽涉到政治主權的應然，更關鍵還是台灣人的福祉與安全。這還不考慮大陸一方的統獨得失，而後者並非毫無思考意義。但重要的是，本土意識已經強烈朝向去中國化與主張台灣獨立。

我的判斷是台灣不可能法理獨立，而愈是明面上強調獨立，台灣處境就愈危險。簡單的理由是中共的統一意志與其軍事與外交實力（外交實力背後當然同時有經濟與軍事的實力作為背景），以及美國不可能全力維護台灣在兩岸軍事對抗中的安全，且愈往後愈甚。如果我以上的判斷是對的，那麼，去中國化與強調台獨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非理性選擇，因為這個選擇可能不利於台灣，很可能使台灣陷入極大的困境與災難悲劇（且不論其中有明顯違背史實的史觀，與奇怪的不忘本原則）。

當然，我的判斷也可能錯，那麼上述說法就不成立。不過，就像在面對「地心說」與「日心說」的爭議時，理性的態度應該不是逕行否定、攻擊異議對方。譬如用各種羞辱性言詞（譬如「賣台」）來攻擊對方，或堅持要對方必須依循我群的主張行事，否則就「佔領」、「路過」（藍營一方當然也可能有類似的非理性問題，這就由非藍營人士來批判吧）。群眾激情通常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態度很可能是集體福祉的最大破壞者。即使是知識分子參加或主導的群眾也難免於非理性的問題。

文革是毛澤東等知識菁英所主導，而有眾多的知青參與，但是所帶來的是集體的大悲劇。即使是五四運動，也促使中國走向共產主義化，也間接帶來太多的悲劇。知識分子難道就不能用更理性的態度來尋求更穩健的發展道路嗎？非要選擇如此偏激的發展道路不可？

集體福祉需要審慎的理性，知識分子理當促成理性選擇，但是，知識分子真能促成理性選擇嗎？台灣的知識菁英們真在促成有關兩岸事務的理性選擇嗎？鑑於歷史上有太多自以為是的知識菁英做出非理性的判斷與抉擇，當前自許為台灣知識菁英的人也很需要捫心自問，深刻反省，而不能再理所當然的自以為是。

註一：

「知識分子」一般是指善於運用理智與知識來處理生活事務的人。十九世紀末法國作家左拉與克里蒙梭提出「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強調知識分子與公共事務的責任關係，對知識分子有高度期許，也使知識分子一詞擁有較特定的意義，與一般有知識的人含意不盡同，而著重於其社會使命感。

註二：

猶太法利賽人相對於撒都該人，代表不同的思想派別。後者較重俗世權力與物欲，而前者早期重純潔，主張與俗世物欲保持距離。但是，當法利賽人逐漸成為特權階級後，他們多少也想要維護既得的階級特權與其特定的、較狹隘的宗派主張。

註三：

「結構理性」主要是由博奕理論所提出，大體指如下的一種行動選擇傾向：選擇時考慮個人生活規畫的「結構」面，也就是要選擇有利於更深度參與集體長期的社會藍圖(project)，或做出能促進該藍圖實現的抉擇。不過，我們未必要依循博奕理論來定義結構理性，而強調結構理性是關注整體社會文化結構理性化的行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