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能夠在民主化之餘還維持著一定秩序，有幾個基本因素。

一是美國的介入。美國的影響力是使台灣能進入民主並又有一定秩序的條件。但是，這個條件中，美國相對於台灣政府的強大，以及台灣政府對美國的必須依賴，是很重要的環境因素。

二是比例上佔多數的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普遍反感。這是國民黨必須特別審慎面對的情境的一環。所以，當台灣人民要求民主化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不敢輕易壓制。尤其當國軍的組成中，外省軍人比例快速減少後，國民黨政府更不得不忍耐並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聲浪。

三是三民主義本身的思想作用。三民主義提倡民主。這是具有正當性的思想路線。國民黨即使有種種礙難，也不敢於明白違反民主原則。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台灣的經濟結構。台灣的吉尼係數長期是比較低的。也就是說，貧富差距不是太大。這有利於平穩走向民主化。

反之，中共沒有走向民主化，問題絕不完全是少數統治者的主觀惡意，而是他們（主觀）覺得客觀上不得不如此。這種感覺部分出於他們的善意，而且確實是有客觀經驗依據的善意。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體驗過，在惡劣條件下的民主化、自由化所帶來的悲劇後果。

我深信，他們會做出上述的選擇，應該主要是出於“善意”。我並不懷疑毛澤東的革命有拯救中國，特別是底層中國民眾的動機。許多早期共產黨員也都可能抱持類似的善意或正義理想。至於他們中有些人的行動背後也許有（潛藏著的）私慾，或許連他們自己都不太能意識到（也可能是下意識地避免去想）。

激情的革命常常是對現實社會/政局不滿的年輕人的選擇。只是，激情行動的結果常常會要付出更大的犧牲代價，甚至後果也並不是他們原初想要的。這卻不是他們所能充分預見，可能也不是他們耐煩去深思的問題。

我說“中國人民很難治理”，主要不是從輕視中國人的品格的觀點來立論，問題應該是涉及許多不同層面。

相對於中國，我認為西方走向民主化，至少有四方面的條件優勢：基督教的長期教化、希臘的理性主義思想、地理大發現帶來的豐沛資源，以及非大帝國的統治形態。

基督教的影響也許又可分成兩面：其倫理有助於培養普遍的自律習性；以及當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時，再度用神本思想來調節人本主義思想。西方文化中，神本與人本思想的相激相盪應該是重要發展主軸。

大帝國的統治形態很可能是阻礙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因為作為大帝國，先前就耗去極大的努力以維持一種其實勉強的社會統合。這種統合狀態會鼓勵某些相關的意識形態，譬如強調尊重權力、強調和為貴，卻犧牲個人獨立性的養成，也犧牲理性溝通習慣的養成。

中國人的行動邏輯裡，對理性態度並不特別講究，而許多人常常喜歡以“性情中人”自居。也就是喜歡在行動中融入個人感情，並且以此自豪。

問題是，在異質社會中，感情用事很可能會帶來不公平，甚至帶來混亂。主觀價值判斷會藉著感情用事而深入個人行動，當利益與觀念立場本來就有差異時，感情用事就容易導致不同立場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當混亂嚴重時，又不得不設法壓制衝突以維護基本秩序。從而，我們就會看到所謂的“霸凌人民”的現象。

總之，我對中國大陸存在的某些比較強勢的政府作為，既有批評，卻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我認為，要改變這種悲劇，必須在許多層次上進行改革，包括一般人們的內在改變。我希望強調，後者不可或缺。以為問題端在於執政者的惡性，是出於偏見。

我們看到一些社會上的不平現象，常常會很感嘆，希望改變這種不平現象。但是，我們最常產生的思維是批判在上位者、統治群體。認為他們需要改變。這是最不需要思考就能產生的想法。但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是，即使已經換了許多不同的統治者與統治群體，類似的悲劇現象卻往往並不能消除。許多剛上位者都強調他們對不平現象的改革意志。但是，最後通常發現都是空話。為什麼？因為那些結構條件沒有改變。

另外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假定在上位者總是自私自利的、喜歡剝削、喜歡享受特權的，那麼下層民眾又怎麼能期待不改變自己，就能改變統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