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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1 20:40:48瀏覽2902|回應50|推薦20 | |
有位年輕的親戚討論選舉,感慨指出難以認同霸凌人民的中共政府。我就此作了一些延伸討論。 說中共霸凌人民,我沒有太大的異議。不過,我還是認為有些可以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簡單說,我認為中國人民是很難治理的。要管理現階段的中國人民,很容易陷入以下兩種狀態:一是陷入混亂,一是採取暴力專制,至少勉強能建立起秩序。所以,就中共作為統治群所具備的種種條件來說,他們會選擇以暴力專制來統治,以換取秩序與進步(雖然這種秩序是很勉強的),並不難理解。 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能夠在民主化之餘還維持著一定秩序,有幾個基本因素。 一是美國的介入。美國的影響力是使台灣能進入民主並又有一定秩序的條件。但是,這個條件中,美國相對於台灣政府的強大,以及台灣政府對美國的必須依賴,是很重要的環境因素。 二是比例上佔多數的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普遍反感。這是國民黨必須特別審慎面對的情境的一環。所以,當台灣人民要求民主化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不敢輕易壓制。尤其當國軍的組成中,外省軍人比例快速減少後,國民黨政府更不得不忍耐並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聲浪。 三是三民主義本身的思想作用。三民主義提倡民主。這是具有正當性的思想路線。國民黨即使有種種礙難,也不敢於明白違反民主原則。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台灣的經濟結構。台灣的吉尼係數長期是比較低的。也就是說,貧富差距不是太大。這有利於平穩走向民主化。 反之,中共沒有走向民主化,問題絕不完全是少數統治者的主觀惡意,而是他們(主觀)覺得客觀上不得不如此。這種感覺部分出於他們的善意,而且確實是有客觀經驗依據的善意。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體驗過,在惡劣條件下的民主化、自由化所帶來的悲劇後果。 我深信,他們會做出上述的選擇,應該主要是出於“善意”。我並不懷疑毛澤東的革命有拯救中國,特別是底層中國民眾的動機。許多早期共產黨員也都可能抱持類似的善意或正義理想。至於他們中有些人的行動背後也許有(潛藏著的)私慾,或許連他們自己都不太能意識到(也可能是下意識地避免去想)。 激情的革命常常是對現實社會/政局不滿的年輕人的選擇。只是,激情行動的結果常常會要付出更大的犧牲代價,甚至後果也並不是他們原初想要的。這卻不是他們所能充分預見,可能也不是他們耐煩去深思的問題。 我說“中國人民很難治理”,主要不是從輕視中國人的品格的觀點來立論,問題應該是涉及許多不同層面。 相對於中國,我認為西方走向民主化,至少有四方面的條件優勢:基督教的長期教化、希臘的理性主義思想、地理大發現帶來的豐沛資源,以及非大帝國的統治形態。 基督教的影響也許又可分成兩面:其倫理有助於培養普遍的自律習性;以及當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時,再度用神本思想來調節人本主義思想。西方文化中,神本與人本思想的相激相盪應該是重要發展主軸。 大帝國的統治形態很可能是阻礙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因為作為大帝國,先前就耗去極大的努力以維持一種其實勉強的社會統合。這種統合狀態會鼓勵某些相關的意識形態,譬如強調尊重權力、強調和為貴,卻犧牲個人獨立性的養成,也犧牲理性溝通習慣的養成。 中國人的行動邏輯裡,對理性態度並不特別講究,而許多人常常喜歡以“性情中人”自居。也就是喜歡在行動中融入個人感情,並且以此自豪。 問題是,在異質社會中,感情用事很可能會帶來不公平,甚至帶來混亂。主觀價值判斷會藉著感情用事而深入個人行動,當利益與觀念立場本來就有差異時,感情用事就容易導致不同立場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當混亂嚴重時,又不得不設法壓制衝突以維護基本秩序。從而,我們就會看到所謂的“霸凌人民”的現象。 總之,我對中國大陸存在的某些比較強勢的政府作為,既有批評,卻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我認為,要改變這種悲劇,必須在許多層次上進行改革,包括一般人們的內在改變。我希望強調,後者不可或缺。以為問題端在於執政者的惡性,是出於偏見。 我們看到一些社會上的不平現象,常常會很感嘆,希望改變這種不平現象。但是,我們最常產生的思維是批判在上位者、統治群體。認為他們需要改變。這是最不需要思考就能產生的想法。但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是,即使已經換了許多不同的統治者與統治群體,類似的悲劇現象卻往往並不能消除。許多剛上位者都強調他們對不平現象的改革意志。但是,最後通常發現都是空話。為什麼?因為那些結構條件沒有改變。 另外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假定在上位者總是自私自利的、喜歡剝削、喜歡享受特權的,那麼下層民眾又怎麼能期待不改變自己,就能改變統治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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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