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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27 10:08:32瀏覽2237｜回應53｜推薦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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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鄒川雄教授於2000年出版"中國社會學實踐"一書。在台灣社會學界，這算是一本很特別的著作。在台灣，雖然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台灣人或華人圈，但是，典型的研究模式卻是拿西方理論應用在華人身上。以華人的經驗來印證西方理論。研究的結果大體是肯定西方既有理論，能對西方理論有所修改的研究已經不多，推翻西方理論或是創建自己的新理論，則幾乎是絕無僅有。鄒教授卻是以一年輕學者(當時)的身分一開始就嘗試要創建屬於華人自己的一套論述。僅是這樣的氣魄，就足以令人動容。 書中指出："拿捏分寸"思維是中國人典型的思維方式，行動者通過拿捏與貞定的過程。尋求自身與外在環境的合宜關係；而這種思維方式是落在"陰陽往復交感的涵融格局"這種背景視域，以及"斷而不斷"的分類意識之上；通過"共識秩序"面向的社會性轉化，中國人以拿捏分寸的方式展開合於禮義的行動，並在社會規範或表徵中操作與實行。 我非常佩服鄒教授的這一番嘗試。他雖然在嘗試建構中國社會學，但是，他卻也少見地如西方學者那樣嘗試建立了一套相當系統化的分析架構，也可以說是理論框架。這在台灣當前眾多的經驗研究中並不常見。這一套觀點與理論框架是否準確有效，還待進一步檢驗，但是，僅是這一種嘗試，而且讀來合情入理，已經難能可貴。從我個人的體驗，我高度接受他所提出的觀點與分析框架。 我們不妨提出一個乍看簡單的問題：身為華人，對華人圈的生活是否熟悉、了解？ 之所以乍看簡單，因為答案似乎太理所當然了：我對我自己的生活焉有不熟知之理？ 但是，容我試把問題層次做一清理，再看答案該是如何。 個人與個人周遭的人的生活，可能為我們所熟知。但是，不在我們周遭的人，我們能熟知它們的生活嗎？儘管是生活在"同一社會"裡，我們真了解別人是怎麼生活的嗎？嚴格來說，我們通常只知皮毛、表象，實質層次很可能就令我們感到茫然。軍公教真了解農漁礦的生活？健康人了解身障者？恐怕彼此間都存有很深的隔膜。 再者，局內人也可能少了局外人的眼光，更難有跨界的超越眼光。社會學者韋伯論中國，能提供出中國學者自己所不能見的觀點。所以，中國學者能否見到中國社會某些重要而深藏的結構特徵，就需要眼光與功力。 就此而言，鄒教授展現了獨到、透徹的洞察能力。他點出"拿捏分寸"、"斷而不斷"的特質就都很能抓住中國人典型的行為模式。但是，他更將此與社會規範連結。也就是說，這些特質不再只是純個人的行為特質，而是融入集體規範的一種重要元素。這樣的觀點就遠遠超過了一般人的觀察水平，而成為重要的學術觀點。 當然，鄒教授這本書，畢竟是在他較年輕時期的著作，未來還應有進一步的開展空間。未必是由他自己，也可能是他的學生或同儕來完成。 如果要我提出一些可能的商榷意見，我會試做以下討論。 我曾評論社會學者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我以為，那未必適合視為中國社會的特徵，而可能大體是人類社會的共通特徵。如果西方社會較異於此，那倒應該說是西方社會的特別之處。西方社會可能因為教會的作用，而促成社區的較強凝聚。社區的凝聚力增強，家庭對外的疆界意義相對弱化。這是由於特殊另力所致，某個程度來看，是較特別的。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力量，那麼，人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會由近而遠、由親而疏，其實一點也不特別。所以，將差序格局說成是中國社會的特徵，其實，眼光只及於與西方相對，且將西方設為典型，才會有如此之論。 類似地，當鄒教授將"拿捏分寸、斷而不斷"視為中國人的典型行為模式時，我也傾向認為，這其實可能是人類的普遍行為模式。每個人都會拿捏分寸，都會在分類意識中有模糊故斷而不斷的地方，如果人變得更邏輯，分類更明確、更講究行為原則，那應該是某種特殊的結構條件的產物。簡單說，是某種理性邏輯思考與宗教信仰，乃至西方現代化以後的思潮改變了某一群人(首先是西方人)的行為模式。他們才是特殊的一群人。 那麼，中國人這樣的行為模式特殊嗎？ 我以為，如果說中國人這樣的行為模式是特殊的，可能的理由是因為中國社會維繫了較濃厚的人本思想。其他社會則被宗教、被神本思想滲透更深。 簡單說，我以為拿捏分寸與斷而不斷是人性的自然展現。但是，神本思想卻有可能扭轉這種模式。宗教會強調區別"神聖"與"世俗"，這種區別心，可能是所有區別意識的價值基礎。意思是，概念區別因此而變得特別有意義。 區別意識使概念分化與切割變得重要。因而，該斷也就要斷。而當原則也被清楚分辨以後，原則的嚴格依循也變得神聖。人會拿捏分寸，是要在自利與人和之間取得妥協，或說最大總和利益。但是，卻可能因此犧牲原則。問題是，如果原則並不清楚、意識並不強烈，那麼，即使原則被犧牲，人也就不覺不安。宗教思維則使會人對原則有更清楚、強烈的意識。這時候，犧牲原則就更易帶來不安感。 儒家思想其實也強調原則的意義。但是，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包括教化制度，局限了儒教能影響的深度與行為面向的廣度。在家庭倫理之外，行為原則的重要性與清晰性都相對微弱。 即使是儒家，也相對較人性化或較重人本。所以，它雖強調原則，卻不太會加給原則以神聖性，從而，原則對一般人來說，意義的重要性，以及清晰性，都不夠強，也較少能引導行為。 總之，我認為拿捏分寸與斷而不斷是人性的自然表現，而傳統中國人的行為"特徵"，其實應該說是一般人性的表現。若偏離於此，比較可能是有另外的力量扭轉的結果。 如果我的說法被理解為如下暗示："西方由於基督教的力量，使西方人得到某種"向上提升"的力量"，我並不否認。但是，就如我一貫討論人本與神本時的態度，我其實以為兩者各有侷限。神本可能使人性昇華，卻也可能硬扭人性。故也可能潛在蘊蓄某種逆反力道。就像鐘擺可能回盪。近代西方其實已經顯現了這種回盪的跡象。人本則易使人性滑落或放縱人性，但卻易於持續，並保有彈性。如何做更好的調節，還有待深入探討。 中國人是否慣常陽奉陰違？相對來說，答案也許是肯定的。但是，它背後的意義，如果是與人本思想相連結，而與神本文化或與神本糾結的另類人本思潮相對，我們就很難遽然給予確定評價，或暗示直接的改變方向。 後記： 鄒教授目前已經入住於安寧病房。他坦然面對死亡，並以自身心路歷程作為其生命教育的教材，樂與人們分享。他在生命教育中的身體實踐，才是他最有意義的貢獻。此處所做的討論，只是出於我能觸及的討論層次的限制所做選擇，但仍然是作為對他推崇的表示。以下並錄下我贈給鄒教授的一首詩： 贈吾友川雄 昔曾共事南華殿，談天說理笑晏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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