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控制"是社會學裡的一項議題，但是，即使是在社會學裡，這個議題一般也並不太受重視，遑論在日常生活中的討論。法律的重要性，現在漸為人知，從而，律師也愈益成為人常日常生活的導師。但是，社會控制，卻仍然罕為人論及。

法律當然也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方式，也是最制度化的一部分。但是，法律絕不是唯一的社會控制手段，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手段。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是：印度的法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原則廢除種姓制度，但是，人人皆知，印度至今仍然是個種姓制度的社會。也就是說，人們大體仍然依循著傳統種姓制度所奠定的觀念與行為模式來生活。而這背後當然也有具體的社會控制機制來維繫這一整套模式，這個機制原則上並不依賴法律來運轉。

我之所以說社會控制是個遠被低估的重要結構條件，是因為我認為社會控制機制對於社會秩序的維繫極關重大，進而對於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也影響深遠，但是，在當代自由主義思潮下，人們有可能基於對"控制"的厭惡，而直接忽視或低估社會控制的正面意義。當然，所謂"正面"意義或許必須在特定討論脈絡裡才能獲得如此被評定的可能。

我們很容易因為近代西方基於自由主義思潮所標榜的自由價值而相信，"自由"與"進步"之間有著最緊密的連結關係。我們也當然期待，我們社會也將藉由自由化而獲得進步。

自由是否帶來進步？我以為答案是不一定。自由必須伴隨其他結構條件才可能帶來進步。其他條件是甚麼？條件很多，但是，我以為最重要的是"秩序"。

追求進步的過程，社會會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亂，這不在話下。即使是英美，也在現代化過程中陷入過混亂，好比英國的清教徒與國教徒的內戰，以及引起的清教徒移民美洲的運動，乃至稍後的北美獨立戰爭。至於美國，先要通過獨立戰爭，稍後又有南北內戰等。整個西方世界，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多次大型戰爭，除了二十世紀的一、二次大戰外，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等，都可視為上述"混亂"的表現形式。

但是，盡管進步會經歷混亂，程度卻可能有別，而後果更可能不同。以中國來說，一百多年前追求的走向共和或民主，盡管過程混亂，但是，至今也未能真正民主化，而是陷入眾所認為的專制體制。不能說中國一百多年來總體毫無進步，但是代價與成效似乎很不成比例。為甚麼？

我以為秩序問題仍然是重要因素。也可以說，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秩序混亂的問題過於嚴重，以致許多重要目的難以實現，過程則出現過於慘烈、血腥的悲劇。

通常，討論到這裡，問題會被歸咎於主要領導人，如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但是，維繫社會秩序的主要條件在於既有結構，而不是少數領導者。

前不久在獄中病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評論文革，他認為文革展現了最惡劣的中國傳統。

文革的口號是破舊立新。既然如此，為甚麼運動本身卻被認為是展現傳統，而且是最惡劣的傳統？

文革最大悲劇就是陷入無控制的社會內部的鬥爭中。鬥爭手段、對象、規模都超乎人們所能想像，而且似乎是挑動了人類心理底層最晦黯的某些反應機制。會鬥爭，是反映某種文化人格。這種文化人格(如易陷主觀判斷及器識狹窄)可能本來就有些問題，而在被政策激勵下更熱中進行鬥爭。但是，毛本意應該是通過(底層)群眾鬥爭，來維繫幹部隊伍的革命體質。最後，實際上後期卻是與幹部隊伍、特別是軍隊掛鉤的"保皇派"紅衛兵打擊造反派紅衛兵，最後再由軍隊出面掌控秩序。重點是局面嚴重失控，使後期的鎮壓變成合乎相當多人心期待的舉措。

局面嚴重失控本身應該不是毛的初衷(雖然他預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老講溫良恭儉讓。也就是說，難免有逾越規格的可能。但是失控已經遠不只是顯現在微小且不涉及大方向、大原則的問題上)，也不是階級鬥爭的邏輯後果，而與我要說的社會控制機制有關。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控制機制(家庭、宗教與政軍勢力)，本來就有偏頗不足之處，而這個機制在共產革命過程中進一步被破壞。從而，人們的行動也就嚴重逾越界線，包括情緒反應程度也逾越界線。

1957年的百花齊放與1966年的造反有理，都可能是一種實踐馬克思"人性解放"原則的嘗試。但是，結果都帶來更大的悲劇。是"人性解放"原則不好嗎？

我以為這是因為社會控制機制的必要性被低估所導致的問題。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裡，其實很多是涉及對更普遍的社會制度的批判(也就是不只是資本主義才會有那些問題，譬如剝削與異化)。人性解放可能應該是在社會控制達到一定程度後的努力目標，而不是將社會控制機制整體解構以追求解放。沒有了社會控制，可能會解放出人的魔性。特別是在社會缺乏前期的有力控制機制時。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混亂過渡期間，其實可能得益於前期憑藉基督教所奠定的社會控制機制。教會的教化作用，對西方社會起到重要正面作用：維護變遷過程中的基本秩序。

有兩部歐洲電影，分別是"濃情巧克力"與"芭比的盛宴"，前者描述1959年的法國小鎮，神父與身為天主教徒的鎮長，長期以許多戒律約束鎮民。卻因為一位有吉普賽血統的女士而促使風氣蟠然改變，朝向解放。後者則是19世紀末，一位法國女士帶給丹麥新教信徒為主、戒律嚴格的小村莊的改變。兩片都在歌頌朝向解放的改變。但是，兩片卻也共同反映出歐洲因為宗教而帶給一般人的強大的約束力，甚至到20世紀猶然。

當我們觀察西方現代的自由化時，如果忽略他們因為宗教而形成的強大社會控制機制及相應而來的基礎秩序，這樣的觀察就大有偏頗。雖然我們常以納粹大屠殺作為詬病現代西方的例子。但是，請注意，二戰後，西德約在70年代就已經再度成為發展勢道強勁的國家，甚至是歐陸最強國。類似地，一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但是到三十年代中期，德國已經又是歐陸強國。他們的恢復力道強勁，是因為即使戰敗，社會秩序卻仍維持在一定水準上，所以能快速恢復生產力與各種社會機能。這種秩序的主要基礎當然不會是國家(政府)組織。如果是，在更迭之際，舊政府瓦解、新政府未生，就很可能陷入困境。

美國可能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典範。他們建國時期的制憲過程常為人津津樂道。美國建國初期的 菁英幾乎都出身於清教徒社群與家庭。而他們所展現的民主風範，也為民主穩固奠基起到積極作用。清教徒的社會控制，或可從小說"腥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窺見一斑。故事中清楚刻畫了17世紀中期清教徒社群的道德戒律之嚴苛。故事固在譴責嚴苛戒律，但是同樣也反映了嚴格社會控制機制的存在。

1928年出版的一本人類學著作"Coming of age in Samoa"(M. Mead)，主題在討論三毛亞人的青少年成長過程，但是，書中卻以對照方式強烈譴責美國清教徒背景下對青少年的嚴酷教養模式。

我們很可能存在某種誤會，以為現代西方社會是在一種高度解放的、自由的狀態下快速進步。他們或許有相當自由，但是，其社會控制程度比之其他多數社會，可能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特別是屬於社群集體行為上的控制(因為對於家庭倫理的限制，如要求孝順，似乎不及傳統中國社會那麼嚴格)。

社會控制顯然不是社會進步的唯一要件，且未必沒有反面效果。但是，它對社會進步極關重要。我們可能忽略了這一點。那些變革較失敗的社會，很可能不是控制嚴格，而是不足。人們常詬病民國初年軍閥式的暴政。但是，軍閥暴政很可能是因為控制不住局面，仍勉強施為而有的表現。暴政不是控制過度，而是不足。從後果來看，就很明顯：最後，軍閥也都垮得很快。

西方基督教正在式微，而社會秩序也出現問題。以當前美國為例，從槍擊案的頻頻發生，地方政府嚴重財務赤字等，可見其困窘。我們未必能將所有的控制失能歸因於基督教式微，也不能說秩序問題都出於控制失能。但是，反之，我們也不宜直接否定這裡可能反映的因果連結。

作為華人，在對照西方與日本之際，往往只注意到華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挫敗。而事實上，包括華人在內的東北亞人，在現代化過程中並不是唯一或最大的輸家，反而可能是在全世界範圍裡的第二領先群。可能的領先原因或許與西方類似，也是因為有較嚴格的社會控制機制(雖然不及基督教所形成的那麼嚴密的控制機制)。

片面的嚴格社會控制機制或許不能直接帶來變革與進步，但是，競爭動機與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再結合不與自由化直接抵制的社會控制機制的作用，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將可預期會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