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的我，對所謂「中國人」的認知與現在有極大的出入。我曾經認為，中國人太迂腐、太守舊、太多冬烘思想，所以不容易進步。

不過，之後我開始觀察到，中國人其實非常務實。與所有的其他高度文明社會相比，中國人的務實性都不遜色，且有過之。這一點固然讓我理解了某些現象，但是卻也又生出新的疑惑：如此重視務實的文化，應該沒有理由進步遲緩啊？（註一）

務實性表現在哪裡？以宗教發展來說，傳統中國社會當然也有相當濃厚的宗教氣氛。但是，相比於印度、歐洲、猶太社會與伊斯蘭世界，中國社會裡的宗教氣氛卻遠比較淡，而且雜。整個歐洲，一千多年來幾乎是純基督教世界（有歧異也是基督教內部的事）。中東地區與北非則幾乎是純伊斯蘭教的世界，有差異主要也是伊斯蘭教內部的事。印度則主要是印度教與伊斯蘭二分天下，直到歐洲人來到。美洲從哥倫布以來，也基本上成為基督教世界，只是有新舊教之分。

中國卻不然，有佛教、道教、儒教，甚至還有景教、祆教，大概也一直有些沒有宗教信仰之人（譬如「神滅論」的作者王充）。事實上，儒教是否算是一種宗教，也一直有爭議。

總之，中國人在宗教信仰上不執著、也不專一。

說中國人務實，不只是在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德國社會學者韋伯也曾指出，中國人的營利欲可能是舉世無匹。營利一般認為是一種務實的目標。晚近中國大陸號稱人人向錢看，也表現了強烈的營利欲，也可以說是一種務實的生活態度。

或許該指出，營利未必就是出於務實心理。按照韋伯的說法，基督新教倫理鼓勵營利，但背後卻是一種非理性的、出於宗教動機的理由。不過，韋伯也認為，這是極為特殊的歷史發展，並非常見。

中國人的務實性，其實更多應該是在日常生活上表現出來。

雖然我們在一些武俠小說之類的稗官野史中，往往讀到中國的英雄俠士如何愛國愛民，隨時可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是，其實就在同樣的這些小說裡，也就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出賣國家民族的反派人物的存在。嚴格說，即使是在小說裡，我們也不清楚哪一種人更多。雖然愛國英雄通常是主角，但他必須出生入死奮戰卻暗暗反映那些惡人之眾。

我們的正史也與稗官野史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正史裡，我們讀到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行徑。但是，歷史裡卻又以較隱諱的筆法提到，漢人XX率元兵侵宋、漢人XX引清兵入關。我也看到，一些其實祖先是漢人卻入籍八旗的人，在民國後卻寧堅持維持旗人身份。

漢人其實並不那麼忠誠，對國家、對民族、對宗教、對抽象觀念皆然。至少，並不是像我所曾以為的那麼忠誠、那麼迂腐地堅持固守。這是我較晚期的感悟。想想看，猶太人在失國2533年（586BC-1947AD）後，還能復國。中國有哪個朝代能在百年後復國的？金庸天龍八部裡的慕容復說是要復燕國（在國滅後約四百年後），在小說裡、小說外，都成了笑談。此刻，中華民國明明還在，卻已有許多人說它早已經不存在了。

什麼情形下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族群或國族認同，從不同的視角看去，會有不同的答案。洪承疇降清，他自己不好做解釋，於是說：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也就是將行為的原因歸諸他自己的個性。但是，顯然與他個性類同的人很多。清初的滿朝漢官豈不都是？所以，這其實不是個性問題，是情境與文化的產物。

中國文化強調務實，且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認同不忠誠。

嚴格來說，所謂不忠誠，是從某種特定視角觀看所做認定。譬如元將張弘範，應該是北方漢人，卻成為元軍侵宋先鋒。但是，歷史上對張弘範並沒有什麼責辱，對他的個人品行倒還有些正面描述。清初總兵祖大壽，先是明朝總兵，且是抗清名將，最後卻以清朝總兵稱於世。歷史上也沒有對他做什麼負面描述。滿清八旗部隊裡有所謂漢軍旗，成員幾乎都是漢人。曹雪芹的祖先也籍隸漢軍旗，他們是漢人血統，卻忠於滿清皇室，也沒什麼人覺得奇怪。他們的忠誠也許有轉移，但是，在當時那種情境下，忠誠轉移似乎是可被理解的。

我們先不要做價值判斷，先問為什麼、它的意義是什麼。這是一種以人的當下感覺與追求為主，而不以某種抽象價值所維護的觀念為行動宗旨的文化模式。所謂的不忠誠應該也就是務實生活態度的一種具體表現。

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共建政之初，被認為最有風骨的大儒是梁漱溟，而他卻是蒙古族人。

不忠誠，也可能因此不夠團結，這可能是中國人的缺陷性格。但是，如果這種性格確實普遍存在於國民身上，那就比較可能是受文化影響所塑造的性格特徵。務實就是一種文化價值，傳統中國文化就有重務實的價值。

也許應該奇怪的是，會有文化不重務實價值的嗎？還真有很明顯的相對差異，至少在這些古文明的某些重要面向是如此。所有那些宗教文化發達的古文明，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文明幾乎都把某些宗教教條擺在日常生活原則之上。重要的是，如果還沒有這種宗教文化、這種宗教教條，也許他們的文明就無法被持續凝聚、發展，因為缺少對某些事物的集中而持續的認同，所以集體行動容易渙散，從而使文明難以延續。猶太族群之所以能在失國二千多年以後復國，正因為他們有持續的宗教信仰。像是迦太基，國滅以後，就幾乎沒有任何得以延續的事物。中南美洲的文明也都難有任何持續至今的認同。宗教的價值，維護了文明的持續可能；當然，也可能在後期限制了文明的後續進步。

中國呢？

相對於前述宗教文化發達的幾乎所有其他古文明，中國古文明有特別不同之處，那就是宗教文化並不那麼發達，更沒有強的宗教信仰統一性，但卻仍然有很高的文明延續性。這是什麼力量有以致之？

我的猜想是人本主義。儒家思想是一種人本主義思想。而人本主義帶給中國文明強大的生機。儒家標舉「仁」，可能抓住了一個最核心的人本主義思想精髓。仁既是個人心理的重要面向，卻同時也是社會互動的基本應然原則。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把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制高點位置強調出來。由此，才能牽引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道德理想。這樣的道德理想成為傳統中國文明的生命泉源，吸引著無數的後世知識菁英，自願向這樣的精神獻身。

當然，說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帶來強大生機畢竟是相對的說法：相對於各種可能存在過的古文化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生機強大，因為它的主流內涵是人本主義思想。

早期的人本主義思想，儘管可能比較粗糙，而且也為中國帶來許多困擾，但是，從大格局看，長期來說，它也帶來強大生機。

人本主義思想的基本特徵是主體性原則，強調人是主體。這個基本立場首先給予了人某些基本自由與權利。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笑我，說我未免太抬高傳統中國文化了：還什麼自由、權利呢？現代的中國人都沒有的東西，竟說傳統中國人擁有？

我還是要說，這些是相對的概念。相對於馬雅人、印加人，古中國人擁有的自由、權利應該是比較多的。相對於武士領主制下的日本人，文官郡縣制下的傳統中國人也應該是遠比較自由的。而相對於歐洲的基督徒，中國人在宗教信仰上也享有很大的自由權。甚至也享有平均較多的國民自由。想想，作為農奴的歐洲人（在十六世紀初的英國，過半人口屬於農奴身分），能有中國自耕農那麼自由嗎？（與歐洲做比較容易有危險，因為涉及現代化所帶來的改變）

人本主義與務實心態之間未必是一種邏輯必然的因果關係，而可能比較是高相關的關係。或者說，廣義的人本主義也有範疇內部的變異性，某種特質的人本主義比較傾向我們所說的務實性。中國式的人本主義可能聯結務實性格，而近代西方的人本主義，很可能是摻雜著神本色彩（這是前期歐洲的特質，迄今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有不盡相同的表現。這些或可參考韋伯的相關討論。

比較值得檢討的是，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或也有可能帶來行為散漫與放肆的影響。這是我一直想提出的批評觀點，我認為人本主義思想會產生這個副作用，除非在特定情境條件下，譬如基督新教倫理特別強調紀律的社會條件下，就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

回到本文的主要關心點：對認同的忠誠。我的推理是：人本主義思想不利於維護認同忠誠。這與我說人本主義會帶來行為放肆的結果是類似的思考邏輯。

前面說中國文化並不那麼強調認同忠誠，正是因為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人本主義的。人本主義強調主體性，人既作為主體，就可由自己來決定認同：外在的力量、既有的觀念，都不足以決定我的認同，我的認同由我決定。從而，人也就可以像洪承疇那樣，決定改變自己的認同。改變認同，可能在面對外界時有些尷尬，但是，面對良知卻未必多麼不安。

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傳統，對認同保留了較開放的改變空間。它不是完全開放，也不是鼓勵認同不忠誠。但是，它的人本主義傳統是相對具開放性的。而這種開放性，很弔詭的，卻又將維護中國社會的存續可能性。水壺如果完全密閉，就沒法將水燒開。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對系統本身不是好事。

中國文明，不管是使用什麼符號來稱呼它，總之，它維持了很強的持續性。中國文明，或許成也人本主義（人性化與開放性），敗也人本主義（行為放肆、散漫）。最後，究竟是成是敗，或許要看中國式的人本主義能否依時代背景特性做出適當調節。

人本主義並不鼓勵認同不忠誠，但是對此抱持較開放的立場。也就是說，人本主義能為認同不忠誠給予一定程度的合理化。也因此，我們似可不必太心存芥蒂。保持開放態度，最後，對這個文明自身應該還是最有利的選擇。

註一：

中國人的務實性有可能展現為保守主義，包括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保守有可能阻礙進步，但是，我們卻很難說那是非理性態度。從個人利益出發，保守可能是最有利的選擇。敢於創新或批判現狀，往往需要額外的信仰作為心理條件。缺少這種社會心理條件，最理性的選擇很可能就是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