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愷悅是老朋友了。但是，論到一些較基本的問題，始終難有好的共識。頗感遺憾！

我試從幾個層面回應你的提問。

首先，我並不全面否定儒家與其人本主義思想，而是批判其不足或偏頗之處。法治之不足就是重要問題之一。批判不宜等同於否定。多批判、少否定，對社會應有裨益。

再說到人本與神本。我以為，傳統中國文化主流是人本思想，卻與近代西方從神本轉向人本，並互相摻雜的所謂人本，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說，中國社會不是缺乏人本色彩，而是人本本身可能有缺陷，它需要被昇華，但缺少支撐架構

人本排斥外在架構。但是，少了外在支撐架構，卻又被"自然"人性所限基督教的神，既外在又內在，但基本上基督教是一種外在框架。它支撐人性昇華，但同樣也可能限制某些人性面。以最近基督教反對同婚而言，就有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限制。

我自己有一套矛盾律的思維，大體近似於認為事無完美。基督教在歷史上對西方、對世界產生很重大的貢獻，但是，終究不是沒有可爭議點。譬如人類學者M. Mead對清教徒式的兒童教養方式所做的抨擊，可見從現代自由化觀點看，後者就難被認同。

Max Weber曾提到基督(新)教的焦慮感問題(主要因為世俗與神聖世界的對立觀，以及人必須面對審判)。這可能既是西方進步快的原因，本身卻也帶來心理壓力。

佛教可能意味著對印度教的一種人性解放的心靈革命。禪宗可能是人性解放的一種極致。所以，我認為禪宗非常具有人本色彩。但是又不同於儒家。

我以為，禪宗思想也強調以人為中心，但是重視人人成佛的境界，並認為佛心乃人人本具，肯定人存在的價值與尊嚴，並重視個人思想的自由

禪宗的人性解放，如果有問題，我以為是太個人主義與唯心論，缺少對現實社會的審視、批判與積極改革意圖。

現代佛教，我認為一部分是受到基督教精神的洗禮。好比佛教辦大學，應該是受到基督教辦大學的影響。

我真正感覺遺憾的一點是我們社會裡的一種缺少深度溝通、或者說拒絕真正溝通的狀態。

我之所以一再說這些，是要對那些台獨、反中人士指出中國社會文化的潛能，因為它是一套人本思想。

但是，我之所以會提到問題面，有兩層意思。一方面，我確實認為這些問題存在，也因為有這些問題，我們才看到現實中的那些負面現象。而且，我堅持認為，這些負面現象或悲劇，主要不應歸因於少數幾個領導人，而是結構性問題的產物。不改變結構，不能真正徹底改變體質。再怎麼口誅筆伐那幾人或那個(些)黨，意義非常有限。就此而言，我對李敖的診斷是頗不以為然的。而它能得到坊間這麼大的讚譽，我認為是大家的偏見所致。

但是，我所看到的負面，使我對於那些一味高揚傳統文化的聲音也不以為然。所以，錢穆式的觀點也有其侷限。他們把問題做了奇怪的歸因，與傳統切割。

反中者則大體相反，把負面視為中國的本質，所以看到負面現象就要反中。

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整套論述，切中肯棨，打破雙方的偏執。

"寫道德經的老子不識字，道教是後人因他而創的，可見道德與教育、宗教無關。"

我試從你這句話開始做一回應。

首先，我不相信老子不識字。不過這應該不是爭論重點。

教育於人之道德有用無用，我也先不討論。但是，我認為就整體社會而言，人需要教化，教化依賴制度。教育制度功效不顯，是個問題。但是，沒有教化制度，難期有效改變群體。天才只能另當別論。

最後再談談對高智慧者的教育作用。我仍然認為教育有積極意義。當然，這個教育可能要取廣義意義。譬如說，比爾蓋茲，大家都說他沒有大學文憑。但是，以美國社會來說，他仍然可得到充分的制度效益(廣義教育制度)，譬如圖書館、網路、圖書提供的訊息等。他如果生在阿富汗的深山裡，恐怕不能有如此成就。

更重要的是，以史懷哲為例，如果他不是受到基督教的思想洗禮，他大概也不會想到要去非洲傳教。中國也有許多先賢，但是，他們成就的是另外的事功。但是，最糟糕的可能是因為環境太糟，結果一事無成，甚至不曾積極嘗試做任何事。總之，因為有基督教化，才促成一些信徒做出某些偉業。沒有基督教，這些偉業也就不太可能發生。中國就很少辛苦傳道，甚至為之犧牲的事蹟。

總之，我強調，外在框架不管是對眾人而言，或是對少數菁英而言，仍有關鍵作用。不可輕忽。而人本似乎恰是帶來輕忽心理的重要思想型態。

道德與教化的關係為何，是個大議題，不易簡單理清。不過，我深信教化對道德是有影響，而且影響深遠。

道德是否直接植根在人類基因當中？我認為概念上要審慎作出區分。有些構成道德要素的部分，可能在基因裡已具備。譬如人可能會有先天的惻隱心、從眾性、同理心等。但是，嚴格定義的道德，光有這些先天特質還不夠。(從眾性有時候反而可能造成問題)

如果照康德的意思，自主性可能是道德的二大要件之一。自主性倒也可能是先天特質。

但是，康德強調道德須是出於義務的行動。我的理解是，行動不但要符合義務原則，而且是以實踐義務為目的。這裡可能牽引出一些待解的疑義。首先，義務的內容是甚麼？

在涂爾幹(E. Dukkheim)的道德論述裡，他用"紀律精神"取代了"義務"一詞。行動要符合紀律精神，這是構成道德行動的三項要件之一。紀律精神意思較狹窄明確，就是行動與集體規範要求一致。

如果以涂爾幹的說法為準，人的行動要是道德的，就必須符合集體規範。這又會引出兩重爭議。一是集體規範究竟是否善、是否正義，再是它如何能被意識到。就此，涂爾幹提到社會化。人是在社會化過程中認識規範。從我的理解來看，這就是需要教化之處。狼孩兒沒受過人類社會的社會化，就算他有先天的道德潛能，行動也難符合社會的規範。

康德的義務概念，有些像又不太像規範概念。康德的義務似乎更具有神聖性，是絕對的、非照做不可的。可能他心裡想的義務其實就是指神的意旨，而不同於社會的規範。問題是，對無神論者來說，這是虛無的事物。涂爾幹的規範概念其實大致就是義務論的世俗化版本。規範大體就同於義務，只是非出於神，而出於社會。出於社會者，對眾多個人也具有強制力，但是並不神祕。

如果義務真出於神，神自可逕將義務概念置入人的心中。人也就自然知道義務為何。但是，從我們的生活經驗，我們認為事情真是這樣的嗎？什麼事情是必須做的或不能做的，我們真都知道嗎？尤其當面對如忠孝難兩全的尷尬時候。

總之，我的意思是，我們並不清楚知道具體的道德內容。我們先天所有的是一種有朝向性的動能，但是，我們還需要更精準的方向盤，才能準確地實踐道德。但是，那都還需要教化。

進一步說，其實，真實人生裡，多數時候我們不是在實踐道德，而是在尋求與群體共生。這裡，需要道德，但是，道德的必要性有被高估的可能。因為，達到共生，理性可能重於道德。多數時候，理性行動的效果更勝於秉於道德前提的行動。這種理性，某個程度來說，卻也可以被認為是道德的，因為它可能有利於共生，可說是一種較低限的道德。現代異質社會裡，理性行動的意義尤顯。而理性行動，需要憑藉認知。人是因為知道怎麼做對共生有利，才能做出符合此旨的事。

總之，我以為，道德實踐不能沒有認知的努力，也就不能缺少教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