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日本學者獲得諾貝爾獎次數頻繁，令人佩服。其中，日本人獲得諾獎最多的是物理學，共有11名；其次是化學領域，有7人；在生理學和醫學領域，有5人。但至今在經濟學諾獎上，還沒有突破。

為什麼在經濟學領域，也就是社會科學領域，日本人難以突破？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解釋？中國大陸的對比情形又如何？

首先，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次，我想大膽嘗試提出一套解釋。

我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水準與社會的實際組織形式的發展水準有正相關，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發展水準越高，社會的組織形式的發展水準也就越高。不過，兩者應該是互為因果，而不是單方面地由學科發展影響實際組織形式。而且，從短期來看，社會科學的發展似乎更多是結構條件的結果。

基於上述的假設，邏輯地推論就是：西方的社會組織形式發展較日本社會要超前，也就是有更進步的組織形式。西方社會科學的進步，既是其實際組織形式先進的原因，同時也是其結果。

我們看看日本女性的生活處境，或可略窺其社會組織形式的一些問題。簡單說，日本女性的地位明顯較男性低落，從平均收入看，或從家務的分擔方式看，都不難看到這樣的問題。我認為，日本社會的某些強大產能，部分是拜女性犧牲所賜。她們奉獻勞務，卻得到較少的回報。多出的貢獻，成為社會資本積累的條件。

我記得曾經有個跨國調查研究結果指出，日本已婚女性在訪問中有較多人抱怨生活不幸福，但是，當問到是否有離婚的打算時，卻只有較少數的人有此打算。換言之，她們偏向要做某種程度的犧牲奉獻，以維繫家庭完整。

一個社會必須較多地犧牲某一群人，以維繫社會整體平順、有效的運作，這種狀態，我認為就意味著其組織形式上存在某種缺憾。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說西方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完美的狀態。組織形式的優良與否顯然是相對的比較結果。

歐洲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以後，爆發過多次的戰爭。就歐洲而言，這是他們內部的衝突。這種衝突，反映出整個歐洲社會的組織形式也是有問題的。相對而言，中國作為一個大帝國，在17世紀後半到19世紀中期以前，內部是很少發生戰爭的。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組織形式上的某種優勢。也就在這兩百年中，中國人口大幅增加，很快破了三億（1790年代）、四億(1830年代)。人口增加可能是社會問題的成因，但是，它本身卻是社會繁榮的結果。

我無意暗示中國社會的組織形式優於同期的歐洲社會。組織形式的優劣，涉及多種層面，中國作為大帝國，有所得，也有所失。失之於必須花極大的力氣維持龐大身軀的內部整合。而這卻要付出許多代價。譬如，對個人的宰制。每個人都會因此受到更多的行動限制，連皇帝都不能免。當然，異議者或是異己的少數族群更慘。

對個人行動的限制，會因為社會規模大小而有別。一般而言，社會規模越大，個人受到的限制就越多。不過，組織的其他特徵也會影響到限制的形式。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指出，社會規範可使個人獲得更多自由。而如果缺少社會規範，則容易陷入混亂或甚至人人互相為敵(all against all)的恐怖狀態。

德國社會學先驅學者G. Simmel則指出，頻繁而非暴力性的衝突可提升規範的形式，促使發展出更合理的社會規範。所謂的更合理的規範，應該是指容許異質群體頻繁互動而仍然秩序良好、不致激發衝突的規範。

大帝國形式的中國，實際上因為其帝國形式而缺少發展調節異質群體間互動過程之規範的機會（因為總有一上層權威足以鎮住可能衝突的各方，而這個上層是公認的權威）。也因此，直到晚近，中國人還是不太慣於在異質社會中平等地與異己者互動，並尋求達到共識；以致互動很容易爆發（無謂的）摩擦、衝突。因為需要不大，更合理的互動規範（平等而有高效能的規範）也較難以創發。

以上只是一種抽象的描述。社會規範的創發，其實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有高度重疊性。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可以說部分就是一個尋找合理新規範的過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可以說就是在建立一種新的國家政治經濟規範的努力，社會主義主張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新規範模式的陳述。

社會學的源起，一方面與社會主義有密切關係，同時， 不論是馬克思、涂爾幹或是韋伯，幾乎都是對功利、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不滿，而嘗試提出的一種至少是自認為更周全的論述（韋伯的理論可能主要是批判馬克思思想，但是，他對主流經濟學理論顯然也不以為然，所以，他會深入檢討關於工具理性的問題）。

總之，近代西方的社會科學發展，與社會規範、社會組織的應然形式都有密切關係。

不過，近代西方的社會科學發展顯然不僅是因為群體間衝突頻繁這種消極原因，而其規範的積極意義也還有待鋪陳。一個很顯然的影響面向是學術的自由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倫理並不那麼鼓勵學術自由；反之，帝制下的中國，也未必那麼壓抑學術的發展。但是，正如涂爾幹強調社會規範提供個人自由保證，限縮中國社會學術自由空間的真正力量，可能更多是人際間的緊張、壓抑關係，而不是明定的規則。我的大膽推論是，中國社會裡存在著普遍的微型零和遊戲。也就是說，幾乎類似涂爾幹說的all against all的人際互動模式普遍存在。它可能通常不涉及肢體暴力，但是，人與人之間很少平等、理性的對話，倒常互扯後腿、互相猜忌、壓抑、抵制，乃至因為壓抑、抵制的普遍，成果的渺茫，於是放棄某些嘗試創新、改革的努力。總之，最後大家都容易變得消極，於是，創新變得幾乎不可能。

問題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可能是匱乏，但是，規範不夠明確、詳盡，使得壓抑、抵制變得容易，而且在累積的恩怨中變得愈益必要。個人自律與社會規範長期來看是一體兩面的事物，規範不足，自律也就不足。自律不足，互相壓抑、抵制的行動也就容易加劇。最後是一場又一場的零和遊戲。社會遂陷入發展停滯。這裡，當然也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停滯。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社會科學的主張容易直接影響不同利益立場的利益分配。譬如現在一場中美間的貿易戰爭爆發，許多大企業主都要嚴重遭殃。自由經濟或是計劃經濟？要不要增加公共工程？增加哪些公共工程？...這些都與各利益集團的利益攸關。從而，這樣的研究當然容易變成禁忌。有了禁忌，發展也就會受到限制。

會受到限制的當然不只是經濟學，其他社會科學亦然。譬如說，社會學曾經在海峽兩岸都被限制發展。台灣方面是顧慮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有關（也就是與共產主義有關）；而大陸方面則是認為：有馬克思理論，又何需社會學？這種想法，其實仍然隱藏著對“異端”學說的忌諱心態，這仍然可歸為是社會科學發展所常面對的一般困境。

這些都只是一鱗半爪，重要的是，社會科學的發展因此特別多禁忌。越是不自由的社會，禁忌就越深，社會科學發展也就越困難。

專制政治當然是不自由的重要根源，但是，專制政治未必來自個別統治者的惡意，甚至也未必源於統治者的自私。而有可能來自思想的僵硬與局限。零和遊戲常常出於匱乏經濟社會。慣於匱乏情境的人，依據僵硬的思維很容易產生如下推論：你有所得，就意味著我將有所失，所以，我不能讓你有所得，我必須壓抑、抵制你。出於零和思維而產生的普遍互相壓抑、抵制心態，可能才是社會不自由的真正最大根源。傳統中國社會很可能主要是因此而發展停滯。

晚近的中國社會，似乎仍然未能擺脫上述的互動模式，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特別可能犯忌，因此常常必須自我設限。當然，他們中也有人得到獎賞，甚至有機會晉身統治群。但是，即使是後面這種人，他們未必能夠充分自由地從事研究，也難在創新研究中獲得充分的制度結構支持。

近代以來，日本社會對科學研究投入極大，而且，日本社會也比中國大陸社會自由化程度要高。但是，人際間的權威關係仍然阻礙其社會科學思想的自由發展。我們不難發現，在日本醫學領域，主管權威非常強大。這固然是出於對專業與資歷的尊重，這種尊重有利於團隊秩序，也藉著這種秩序狀態來維繫團隊整體競爭力。但是，超過某個界限，它就會形成對思想創發的束縛。

人際關係上的權威---服從模式，對思想的發展、原創，會產生束縛作用，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以及哲學思想上，特別明顯。這兩者最後又會回饋到人際關係模式的發展上。哲學發展在此有著微妙而深遠的意義。它可能被整個社會所忽視，而且一時間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但是，久而久之，知識發展的局限性會越來越明顯。哲學是知識之母，長期而言，哲學發展的遲滯會作為一種不利的文化結構條件，對所有其他知識發展形成限制。

中、日兩國哲學發展的程度，很可能也影響到其社會科學的發展。哲學同樣可能影響到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自然科學比較可能獨立於哲學思考而獲得進展，社會科學卻很難如此。近代西方的重要社會科學家，其實往往很難分辨他們究竟是哲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事實上，通常是兩者皆是。哲學的底子，成就了他們在社會科學思想上自由馳騁的可能。哲學底子至少是一種文化結構條件，同時，它是否受到重視而得以推廣、深化，學界是否能普遍擁有這個文化底子，同樣也是社會結構條件的一部分。

總之，社會科學的發展機遇，顯然深受其背後社會結構條件的影響。一個開放社會才能提供較肥沃的社會科學土壤，而社會科學也才更可能回饋這個社會以更美好的發展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