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處境艱難，從內部說，人口密度過高，平添心理壓力與環境問題；老化速度過快，又增老人安養困難；統獨、藍綠矛盾，更難化解；而全球經濟困頓，台灣依賴外貿，又需兼顧福利與環保，而使經濟更形困窘。當然，最大的困難與危機還是兩岸關係。兩岸關係雖然目前尚稱和緩，但是暗裡波濤洶湧，危機四伏，稍一不慎，台灣都可能陷入巨大災難。而人民對兩岸關係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人民的分歧、矛盾的意見也使執政者抉擇更為困難。

在此時，人民對執政者卻又極度不滿。人民不滿的主觀理由是執政者的軟弱無能或惡意，客觀上可確定的原因則是因為上述困境難以突破，人民當然歸責於執政者。至於人民主觀的不滿是否切合應然，有無過度歸責，可能是個永恆的謎，只有上帝可知。有人可能認為，執政者被過度歸責事屬當然，不能怪人民，因為人民是弱勢一方。但是，我並不認為人民永遠是弱勢的一方，執政者的利益也並不總是與人民對立。人民對執政者的過度歸責與不滿本身也可能導致更嚴峻的執政困境，因為執政者得到的支持與諒解不足，並從而使人民自身受到更大的傷害。

人民對執政者的不滿涉及到對後者的評價。當前台灣人民如何評價執政者，從執政者的支持度來看，有些結果是很清楚的：人民很不滿意當前的執政狀況。但是，人民是依據什麼原則來對執政者進行評價呢？人民的評價究竟是否公平、合理呢？這卻也是值得檢討的問題。

首先，我試著歸納出人民評價執政者的一些重要實然原則。我以為，人民對執政者的評價常本於如下期待，並依人民之主觀、直覺判斷來認定執政符合期待的程度。

（一）對執政者完美、全能的期待，既要仁慈、清正，又要有效能

近代部分較激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曾有「小而美」政府的主張，認為政府是必要的罪惡，故管得愈少愈好。但是，實際上，除了對政府處於絕望狀態外，多數時候人民期待萬能政府，執政者被期待要懷抱仁慈對人民提供無微不至的全面照顧。近代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思潮讓這樣的思維漸形高漲。人民對執政者的評價也從這樣的期待出發，所以，只要有照顧人民不週而令人民有受苦的情形，都可能引發對執政者的批評。尤其在民主化逐步深化的時候，這種期待似乎也愈趨殷切。從而，對執政者不滿的可能性也愈趨升高，執政者更迭也愈趨頻繁。就像過去十年間日本的內閣。

如果在一切已經上軌道且國安無虞的國度，頻繁更換執政者，問題可能並不嚴重，即使因此使總體長期的發展更為遲緩，但這既是民意依歸，也就無可置喙。然而，如果處於競爭激烈的國際情勢，處境特別艱難的國度，因執政者頻繁更迭所付出的發展減緩代價就未必值得或合宜。

（二）人民內部彼此分歧、矛盾的期待

人民大眾內部本來充滿異質性，對執政者的期待也可能彼此分歧、矛盾。特別是在台灣，這種人民內部的異質或矛盾非常嚴重。譬如有人要統、有人要獨，各自對彼方的主張不以為然。執政者任何抉擇都難同時令雙方滿意。又好比鼓勵生產與加強福利、公平性與環保等，人民也各有偏重，而執政者也難同時兼顧。即使僅是鼓勵企業發展，出口、進口為主的不同企業利益也並不一致，對匯率的要求也分歧。又好比，都市更新計畫，也往往會有少數人堅決拒絕參與已經成形的計畫案，而令計畫長期延擱、紛擾。雖然人民彼此間常有扞格、矛盾，但是人民彼此間往往並不直接衝突，而將衝突問題的解決丟給政府，要由政府來協調、來做出令所有人滿意的處理。然而，要滿足這種期待的難度極高，政府很可能順得姑情失嫂意，甚至最後令各方都感覺失望。

人民想法、利益的分歧、矛盾任何時候都存在，但是，在民主化以後，人民期望水準普遍提升，矛盾也愈益激化，而矛盾的處理卻又愈益交付給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所承擔的責任可能是以指數形式增長。從而，因為矛盾未獲解決而生的不滿也愈益常見。

（三）不計情境條件的期待

人民對執政者的期待，譬如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期待執政者提振經濟，但是，執政者一般最多只能提供較有利的經濟活動平台，而不可能由政府自行從事經濟生產或銷售活動。而提供平台又必須同時考慮多面向，譬如公平性與健保、福利、環保與永續發展等的原則。從而，平台不可能令各方都滿意。再者，當大陸的經濟與台灣漸漸從互補轉變成競爭關係以後，由於大陸的工資低、市場大等利基，台灣產業的訂單取得愈益困難，要促進經濟成長也愈困難。

希臘近年外債沈重，而為撙節開支，削減政府部門預算，結果就有許多人示威抗議。但是，如果不撙節開支，希臘更將面臨破產命運，這時候希臘人民如果仍然不願意配合政府撙節政策，對全體絕無益處。這是需要集體智慧與自律的時刻。如果人民仍然不計後果，堅持執政者滿足人民所定的期望水準，最後恐怕是要由全體來承擔更大的苦果。

（四）人民對公領域事務傾向最少獻身與過度依賴

在杜伯里所著〈思考的藝術〉（商周，2012）一書裡，提到一種「公地悲劇」的問題，如果政府善意釋出公地給人民，結果往往是很快就使公地資源枯竭。人民的自利傾向與集體活動的缺乏管理，會使公共資源被濫用、破壞。人民幾乎總是傾向對執政者疏離、冷漠、不信任，當然也不願意為執政者獻身、出力，並延伸而變成人民對於公領域事務也疏離、冷漠，缺少獻身的熱誠。反之，人民卻又傾向向政府索取更多的資源與服務。當然，專制時代，比較是統治者向人民需索；而在民主化以後，情況卻可能顛倒過來。需索與供應卻總是很難取得適度平衡。

我以為，可能是出於中國人民長期被專制宰制的關係，華人對執政者與公領域事務的疏離感程度偏高。執政者要動員人民為公領域事務獻身或做出配合行動，需要使盡各種能耐，而未必有效。這可能是近代中國進步遲緩的部分原因（這大體是相對於歐美國家與日本而言）。照說，台灣在擺脫威權體制以後，人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獻身度會增長，但是，卻又因為藍綠的分野而形成心理阻礙。反之，對政府提供服務的要求卻又因為藍綠分野而大幅增長。特別是對於異己陣營的執政者，人民傾向過度要求、過度歸責，如此，任何執政者都很難滿足人民要求。

（五）說服及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工作責任交給執政者：

社會要改革，最終必賴人民在心態上、行動上有所改變。改變的動力可能出自執政者的說服努力。但是說服能否成功也終究需要人民一方的配合，人民過度堅持舊習，說服就無法成功（或者部分人民配合改變，而另一部分人民卻持續抵制）。

人民內部當然也充滿各種矛盾，包括觀念與利益等的矛盾。台灣內部不僅有統獨矛盾，即以最近台灣的匯率調整政策來說，有企業主強調應該調降台幣匯率，以利出口。但是，也有些部門憂慮匯率調降不利進口，以及與大陸的貨幣交換。類似這樣的矛盾，最後都要由政府來說服、協調。但是，政府卻又同時失去了使用媒體宣導的部分權力。這背後當然也涉及到對執政者不信任的問題，以及民主化後對於政府權力的限定。

馬政府的支持度低迷，部分原因似乎是在執政者與人民間彼此思維模式的差異。人民其實習於執政者運用額外權力或邊緣權力推動施政，以提升執政的威信與效能。即使執政者不運用這種額外權力，人民也仍然懷疑或甚至認定他有運用這種權力，而且，在評量其施政效能的時候，仍然習慣依擅於使用額外權力的狀態來訂定對施政的期待水準。從而，人民也就更容易因此對遵守法定權力的執政者的施政成果感覺失望。馬總統可能很守法並強調法治原則，但是人民卻未必相信，也未必因此而肯定他。至於因為守法而束手束腳，影響施政效能，人民也並不領情，卻可能逕行給予負面評價。

此外，人民也可能習於執政者主動而人民被動的施政模式，特別是在改革事務上如此。當執政者期待人民主動的時候，人民很可能並不配合這種期待。

讀者可能嘲笑我這種說法，說我怎麼會期待由人民採主動。但是，我衷心認為，理想的民主制度必然要人民積極主動，否則，全體不太可能會有美好的成果，往往要不是執政者壟斷權力，就是執政無效能。前者類似新加坡模式，後者可能就是台灣當前的模式。人民必須逐步調整自己的習性、態度。而執政者期待人民主動，未必表示是執政者的怠惰，而也可能是出於善意、是行動空間的讓渡，是符合擴大人民自由、自主的施政原則。但是，總之，彼此期待與行動若不相侔，全體就難有美好成果。

未來，人民可能終究要漸漸學到如下的教訓：高度民主化下對執政者的權力限制，與人民欠缺自律與積極參與、獻身的精神，很可能會帶來施政效能的普遍低落。

總的看來，台灣人民對馬政府的期待與馬政府的具體政績間顯然有很大的落差，以致人民普遍感覺不滿。但是，這種期待落差可能部分與執政者的權責結構失衡有關。

當前台灣，對執政者既期待殷切，卻又因民主化與自利、自主要求，加以對執政者的疑懼、不信任而傾向盡少賦權，結果導致執政者權責結構失衡。至於權責結構失衡的理由，也值得再稍做申論。

隨著個人在組織中地位的提升，其所必須擔負的責任往往會加重。但是，責任的加重可能不是一種等加級數，而是等比級數，甚至是指數增加。從村里長到鄉鎮長，到縣市長，再到部會首長、國家領導人，這代表著領導地位的不同等級。而其間，責任的增加很可能就是等比級數或指數的形式，因為管理的責任增加不只是因為人口數的增加，還涉及人與人的互動關係複雜度（頻率、強度、向量與維度...）的增加，同時也涉及管理層面的增加。很少人能精算由於社會複雜度增加與管理事務繁雜所增生的責任承擔量。但是，它必然是倍數或指數的增加，而這個問題卻常被大眾所忽略。

總之，到了國家領導者的層級，幾乎事事都得負起某種程度的責任。好比八八水災，人們罵得最兇的對象，不是管水利、管防洪、管消防救災的單位，也不是地方父母官，而是馬總統。ECFA簽不簽、美牛事件、證所稅事件、油電雙漲、核電廠廢不廢、阿扁特赦與否…幾乎每件大事，批評的矛頭都直接指向馬總統。甚至某些個人的、偶發的災難，也可能歸罪於馬總統。近來，馬總統幾乎成了數百萬人，甚至更多人不斷指責的對象。被指責頻度與強度正反映總統所承擔責任的大小。這些責任不完全來自法定權責，而很多是來自人民主觀的期許。

然而，馬總統的權力卻並沒有隨著責任等比提升，反而逐步下降。關鍵因素當然是與民主政治的講究制衡有關。因為有制衡並強調人民的主體性，所以總統的權力其實已經受到很大限制。譬如，也就是在晚近的台灣，總統對立法、司法與媒體的影響力就快速下滑，而這三者絕不是權力結構的瑣細部分，而是極為關鍵的權力。而台灣人民未必能充分察覺總統失去這些權力在施政效能上的全部意義。我估計，即使這專業學者，也未必能完全了然。

人民當然應該對執政者有所期待。但是，我以為人民的期待也應該有節度、有應然的原則。總之，對執政者的期待應該適度，過度歸責與否定性評價易使執政者陷入癱瘓；人民內部的矛盾應該由人民主動努力化解，而無從片面由執政者來化解；人民也應該理解到，執政癱瘓，真正受害最大的是人民。

為什麼我總在要求人民自我調整、改變？因為我以為，如果人民總是要求執政者提供美好成果，而不積極自我要求、自我改變，最後期待很難不落空，即使因為特定的英明領導者的貢獻而有美好成果，這種成果在不旋踵間就可能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