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傳承與齋教佛教化之澄清辯證 - 一點心的點點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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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傳承與齋教佛教化之澄清辯證

2013/01/09 23:23:25瀏覽2421｜回應2｜推薦13

本學期修了一門臺灣本土宗教信仰的課程，課本提供豐富的臺灣各類本土宗教與民間信仰之史料，令人眼界大開，殊為受益無窮。在今天全球化現象日益加深，多數年輕一代朋友被灌輸追求資本主義所建構的社經價值為唯一價值的趨勢下，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信仰、傳統道德一概被視為迂腐落伍與古老迷信，而將之完全排除在現代生活範圍以外，任隨傳統文化斷層佚失。這樣缺乏史識與文化使命的觀念實為掏空社會架構深層根基的愚昧表現（馬克思的理論主張經濟為社會的底層結構，宗教思想為頂層結構。實則頂層亦包含在底層之中，二者不可分也），導致年輕人的思想觀念趨於單元化和扁平化，目光淺短而品味浮泛，實為全球化之莫大隱憂。

廣泛的了解臺灣固有文化與宗教信仰實為因應文化全球化之必要課題。透過對本土文化的學習，可以彰顯本土文化傳承的價值觀而避免文化的全盤同化。然而，為了強調臺灣主體意識而將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傳播視為對本土宗教的壓迫，以及將齋教佛教化、齋教傳統遭到破壞的現象視為漢傳佛教傳播的惡果，則值得重新商榷與澄清。以下針對此兩項議題分別論述之：

一、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傳承與對本土宗教造成的影響：

臺灣佛教的傳入始於明鄭時代。鄭經為延續明朝官方正朔，在台南府城建立文廟（孔廟）、武廟（關帝廟）、明宗廟（清改為大天后宮）、真武廟（玄天上帝為明鎮邦之神），以及城隍廟等各類民間信仰廟宇。同時亦建立佛教叢林，彌陀寺、竹溪寺及龍湖巖等為佛教在臺傳播之發軔。此後延續整個清領時代，佛教在臺灣的發展呈現叢林佛教混合民間信仰的型態，對兩者並無嚴格區分。因此某些媽祖廟甚至延請佛教僧侶住持，且兼祀觀音菩薩；而佛教經懺燄口法會的舉行也摻雜部份道教儀式，甚至佛教法師前往道教宮廟舉辦齋天科儀。

無論佛教僧侶住持道場、媽祖廟，或經懺法師舉行齋天、燄口法會等，其傳承大多來自福建地區，特別是福州鼓山湧泉寺。主要由於臺灣在清領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屬於福建所轄，因此僧眾的受戒和學習經懺唄讚儀軌等，皆前往福建的本山道場或知名道場進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日據時期仍是如此。然而，日據時代所傳入的日本式佛教，實為佛教劣質化的現象。尋其根由，乃是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強迫佛教僧侶住進神道教神社，神道教神職人員住進伽藍僧院，混雜兩種信仰；又令佛教僧侶娶妻開葷，徹底毀滅佛教戒律。因此日本佛教傳入臺灣，徒有佛理空談，實無戒律之依歸。在這樣的背景下，不但閩粵佛教的正統傳承遭受日本官方歧視，明季興起而在清代傳入臺灣的齋教也乘時而起，風行全臺。

所幸，即使在這樣危機四伏的局面中仍有龍象之才荷擔如來家業。臺灣佛教與福建法脈的關係仍未斷絕，臺灣的年輕僧侶仍然前往福建受戒，福建僧侶也仍然遊化臺灣。這些受戒回臺的僧侶和福建來臺弘化的高僧，在1900-1910年代分別開創了臺灣本土佛教的四大法脈——基隆月眉山法脈，五股觀音山法脈，苗栗法雲寺法脈和高雄大崗山法脈。這四個法脈除了法雲寺的覺力禪師是由福建渡臺以外，其餘均為本籍僧伽所開創。這是正統漢傳佛教在臺灣奠基的時代。

光復以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大量江浙地區的僧侶也寓居臺灣。政府成立中國佛教會為管理佛教之最高機構，便由江浙籍的僧伽為主要成員。此時發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次三壇大戒傳戒。大崗山法脈的開參法師時任台南大仙寺住持，力圖振興唐代叢林遺風，然而大崗山法脈自日據初期開創以來從未舉辦傳戒，因此開參法師就在民國41年大仙寺重建完成時開了戒堂。在戒嚴時代這種宗教集會活動是十分敏感的，開參法師傳戒的消息傳到中國佛教會白聖法師那裡，白聖法師趕緊要求停止，並要求先呈報內政部，由內政部發函中國佛教會督導辦理。經過一連串公文往返，隔年年初終於順利開堂傳戒。開參法師擔任得戒和尚，白聖法師成為開堂和尚。這次傳戒對臺灣佛教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漢傳佛教至此總算真正落地生根，日本佛教遺風逐漸革除，遂促成民國60年代大道場的普遍興起。

然而，現今某些學者研究臺灣佛教發展史，以臺灣主體意識為出發，認為江浙系統的中國佛教會一度阻止閩粵系統的本籍法師舉辦傳戒，並要求傳戒須向中國佛教會申請核可，為壓迫本土宗教之表現。又中國佛教會力主傳戒之重要，實是配合國府去日本化之政策，掃除日式佛教蓄妻食肉風氣，為宗教附庸政治之表現。諸如以上此等，未免危言聳聽，小人以度君子也。學者之為批判而批判，對江浙與閩粵僧伽通力合作置而不論，強加解釋為江浙壓迫閩粵，而不知白聖法師勒令傳戒須經申請，實為戒嚴時期下維護宗教活動順利進行之苦心。又日本佛教本由漢土傳入，如今既不能遵守漢傳正統戒律，理當改革，而竟被附會為宗教附庸於政治，實則兩不相干，牽強比附。學者之藉史實妄加詮釋，竟至如此。

二、齋教佛教化之探討：

齋教是由三種不同的教派組成，每個教派的教主、經典、制度和儀式等皆不同，但都嚴格遵守吃齋素食的戒規，因而被稱為齋教。三個派別是指龍華派、先天派和金幢派。龍華派的教主羅因，為明代中葉衛所軍人，最初學習佛教禪宗思想，而後融合儒、釋、道三家自立門派。羅因早期自稱得到禪宗臨濟法脈之傳承，但後來獨立創教，自己撰寫《五部六冊》等經典，並制定其宗教制度，以「過光場」為皈依儀式，區分信徒為九個位階，由小乘、大乘、三乘，直到太空、空空等位階，並於乾隆年間傳入臺灣。先天派則由清代黃德輝所創，祖述達摩等中土禪宗六代祖師，奉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為七祖，羅蔚群為八祖（按：羅蔚群應即羅因），黃德輝自居九祖，並於咸豐年間傳入臺灣。以上龍華與先天二派，皆以無生老母為信仰核心，而先天派之戒規尤其嚴格，禁止婚娶，為其他派所無。至於金幢派則為明代萬曆年間王佑塘所創，其早年曾加入龍華派，後獨立創教，亦自撰經典招收信眾。金幢派早在康熙年間即傳入臺灣，但往後的傳播較不如龍華與先天派。

齋教在清代受到政府查禁，日據以後由於日本政府進行宗教調查，而改變祕密性質成為公開宗教，並且經常以「在家佛教」的面貌出現，因而得以大幅傳播、廣設齋堂。國民政府遷臺後，將齋教視為在家佛教，列入中國佛教會管轄。隨著漢傳佛教在臺灣的弘揚，正統佛教知見普遍傳播，僧侶受戒、學戒、傳戒形成風氣，開啟在家信徒尋求正式僧伽皈依的觀念。這股回歸佛教正統傳承的潮流使齋教齋堂逐漸式微，許多齋堂開始聘請出家師父主持堂務，甚至轉為佛教道場。其中著名的案例，為臺中慎齋堂堂主的出家。臺中慎齋堂原為龍華派壹是堂系統齋堂，堂主張月珠於民國51年禮請東初法師代刀，率領眾弟子剃度出家。

齋教的回歸佛教，值得一提的是李炳南居士的貢獻。齋教被外界認為是在家佛教，實則無論教主、經典、戒律均與佛教不同。李炳南居士創立臺中蓮社，也是吃齋素食的在家佛教團體，但傳播正統佛經，信眾皈依時也禮請漢傳佛教法師主持，並非自行辦理過光場之類的儀式。透過蓮社的運作，使一般人能夠分辨正信佛教與齋教等附會佛教的差異。李炳南居士曾經撰文明確指出佛教與龍華、先天、金幢教的差異，指出「五部六冊」並非佛經，《大藏經》中不見收錄，真假不辯自明。另外，煮雲法師也曾為文指出龍華派以過光場為皈依和晉升儀式，而不從僧伽皈依受戒，廢棄正統佛教戒律傳承。又以吃素年資為道行高下之依據，只消吃素兩年便可廣收徒眾，未免流於浮濫。

透過僧界和居士界兩方面的努力弘揚與辯證，外界對於佛教的認識終於能夠正本清源，進而逐漸回歸正統佛教信仰。在此情形下，齋教自然逐漸衰微。然而，今天的學者研究臺灣本土宗教，居然認為佛教破壞了齋教傳統，點名煮雲法師和李炳南居士批判齋教，認為他們妨礙齋教的傳播與傳承，進而讓齋教隸屬在佛教之下。這是很荒謬的，完全罔顧宗教發展的歷史脈絡。齋教採取佛教禪宗傳承之脈絡而自立門派，建立經典戒規，自始即截斷佛教之正統傳承。如今煮雲法師和李炳南居士對佛教之弘揚，只不過使人認識佛教正統傳承，使之自動回歸正信佛教而已，本是正本清源之必要措施，學者反倒指責這是佛教截斷齋教傳承。其之顛倒是非莫過於是也！齋教截斷佛教傳承，而非佛教截斷齋教傳承，才是符合史實的論述。研讀至此，不禁義憤填膺，不得不特加為文申論。

三、結論：

臺灣今天有幸處在宗教極度自由的環境下，各種宗教百家爭鳴，皆可自由信仰、自由崇拜，實為歷史上難得的幸福時代。然而，由於受到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一般年輕人無論透過物質環境、學校教育、媒體或同儕，都較難接觸傳統文化與傳統宗教，進而容易產生凡是傳統即是落伍迷信的觀念。比如目前的年輕人多數開始不願意祭祀祖先，造成許多長輩擔心往後牌位的處理問題。另一種情況是，年輕人有心接觸宗教，但缺乏史識與文化修養，下意識認為傳統宗教是迷信的淵藪，因此一意傾向以愛為核心、洋溢幸福美滿的西方宗教。他們所不了解的是，如果不能明瞭多元價值的意義，在一神教義的薰習下即容易養成霸道與對立的性格，這是近代三百年西方殖民世界之歷史進程反覆大量發生的真實現象，並非空口爭辯所能推翻。今天的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現象，一項重要的因素即為西方宗教教義養成信仰者掌控全世界的態度所導致。

排除上述兩種情況後，有些人或許能接觸傳統文化和傳統宗教，但囿於對宗教發展脈絡與傳承嬗遞的認識不清，導致偏廢正統教義與戒規，而投身於別立教典規制之門派。如此便罷，所謂人各有志，不可相奪。然而現今居然出現以學術研究之名義，反訐正統傳承為妨礙破壞別派者，則誤人甚深，不可不特為申明澄清。以上雖或以為宗教意識形態之爭論，實則關乎信仰理路正邪之分辨至大，望識者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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