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史有感 - 一點心的點點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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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明史有感

2012/06/20 23:30:37瀏覽1132｜回應4｜推薦20

這學期修了一門明代史的課。原本我對明史不是很感興趣，因為明代是我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廠衛、閹禍和黨爭盛行，皇權極度擴張而又天威渺測，忠烈之士的殉節往往令人不忍卒睹。就科舉制度來說，考試規則趨於精細複雜，以八股取士，使讀書人的思想陷入僵滯。另一方面明代也是東西方文化發展的轉折點，16世紀起西方藉由大航海與殖民擴張躍升為近代世界的主角，中國則在此時開始趨向封閉、保守和因循陳規。老師上課時特別提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就是在描寫萬曆十五年起明神宗長期怠政，國事荒廢，對比於西方積極進取，東西方遂開始寫下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然而，經過這學期的研讀之後，我發現以上的主題其實都大有文章，值得進一步思考。略述如後：

一、關於明代為東西方文化差異反轉時期的探討

這是由於讀到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的事件，令我想到應該拿來和西方的海外殖民相互對照。而這確實是值得玩味的兩種迥異場景。鄭和之遠航始於永樂三年（西元1405年），而到宣德年間完成第七次遠航，前後約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葡萄牙的達伽馬則在1498年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時間上較鄭和晚七、八十年左右。關於鄭和遠航的文獻在往後已多佚失，後人往往推論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的動機，或為了宣揚國威，擴大朝貢貿易範圍，或為聯絡南洋諸邦夾擊帖木兒帝國，或為了尋找建文帝等。不論如何，鄭和下西洋時隨行的艦隊往往多達六十餘艘，兵士往往達到27000人左右，陣容之龐大，絕非西方殖民者所能比擬。然而，在這將近三十年的往返遠航中，鄭和從未主動襲擊任何一個東道主國家。雖然有三次涉及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不過其中兩次是對方為了劫掠船隊，一次則是在蘇門達臘時，對方內部發生政變，叛軍主動攻擊明軍。而明軍在協助平亂後，也沒有順勢將蘇門達臘佔領。並且，無論成祖或宣宗，似乎都未曾制定明確的殖民計畫。除了在遭遇陳祖義劫掠後於蘇門達臘舊港設立官署外，未曾在其餘地區試圖統治。而舊港本多華人移民，明廷之設宣慰司並不能算是西方式的殖民統治。

相對於西方人，1498年達伽馬才沿著東非海岸的城市抵達印度，1502年就帶著軍隊進攻東非海岸諸城。葡萄牙軍隊隨後在1510年攻下印度果亞（相當於明朝弘治、正德年間）。從造訪到殖民，前後僅12年。西班牙緊接著佔領菲律賓，與葡萄牙人一樣，強制當地原住民改宗天主教，動輒以宗教裁判所鎮壓異端（西班牙國內也是如此）。當時英、法也試圖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諸邦爭雄，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驅逐了英國人而佔領印尼，英國遂專志於侵略印度，最後終結了蒙兀兒帝國。另一方面，哥倫布自1492年抵達加勒比海登上新大陸以後，西方列強也在1510年代展開對當地的殖民。加勒比海當地的原住民無法提供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絲織品和瓷器，不過，未開發的土地資源倒是很適合作為甘蔗種植園。正當歐洲人試圖把原住民限制在種植園裡工作時，歐洲人帶來的天花卻造成原住民大量死亡和逃亡，總計約有90%的原住民病故和失蹤，因此當地文化已經完全滅絕。為了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歐洲人把歪腦筋動到非洲人身上。早在1480年代前後，葡萄牙航海家狄亞哥抵達剛果非洲時就已經從當地劫掠第一批黑人奴隸。隨著美洲種植園的建立，大西洋奴隸貿易也就此展開。從1510年代直到1830年代，整整超過三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裡，歐洲人將1600萬非洲人劫掠運往美洲，其中有四分之一死於大西洋航程，最後僅有1200萬人抵達美洲種植園，而他們在種植園中往往遭到非人的對待，每一名黑奴的平均壽命只有5～6年。據統計，當時歐洲人所享用的白糖，平均每一公噸都以一名黑奴的生命為代價。經營大規模種植園的資本家在18、19世紀紛紛轉投資工廠，促成工業革命，因此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可以說間接來自於殖民時代的種植園。而這就是西方人自視為榮耀的帝國主義和進步的西方文明背後的猙獰面目。

以上西方殖民歷史的部份主要是我以前讀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和李美賢《印尼史》所留下的一點零星記憶。在此應該特別注意一件事：西方的海外殖民並不是偶發事件，也不是某位特別喜歡宣揚國威的君主的個別行動，而是具有集體共識的、擬定詳密計劃的、世世代代前仆後繼，且全民狂熱投入的一項泛文化侵略運動。其侵略的動機，除了經濟因素和土地佔有以外，與基督教基本教義中的佔有性與排他性密切相關。黃金、土地和傳播福音是傳統上殖民者強調的三大動機。令人玩味的是，現今我們所接觸到的歷史教材往往強調伊斯蘭如何以武力和聖戰向全世界擴張，卻對基督徒的侵略殖民歷史輕描淡寫，並大加推崇其所獲得的經濟成就，以「地理大發現」標榜之，強調西方因此超越東方，是十分荒謬的。當我們把這段殖民歷史拿來和鄭和下西洋一做對照時，不禁讓人發出深刻的感嘆：西方的地理大發現絕不是什麼值得稱述的成就，相反，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等齷齪的行為在在處處令人不齒。真正的航海家應該像鄭和一樣，大器、雍容，懂得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

二、嘉靖時期經濟、社會文化與台灣當代之相似性

我之所以注意到嘉靖時期的經濟變化，是因為上課時老師提到嘉靖時代政治鬥爭異常黑暗，然而民間經濟卻蓬勃發展。後來讀到相關章節才了解其概況，且益加發覺與台灣當代社會頗具相似之處。在國內方面，嘉靖時代適逢民間各項工藝技術臻於成熟，瓷器、絲織品、棉布、冶鐵、印刷術和造紙等皆有長足進步。一方面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形成商品經濟與大規模市場貿易的基礎；一方面專業市鎮興起，每項產品均來自於特定的專業化市鎮所生產。在國際貿易方面，適逢西班牙在美洲墨西哥開發大量銀礦，且佔領菲律賓馬尼拉作為轉運據點，於是中國的瓷器、絲織品大量輸出，白銀則大量輸入。白銀的廣泛流通成為交易運作的重要基石，因此醞釀已久的市場經濟在此時開創空前未有的規模。

在此須特別指出，以往的市鎮無專業化傾向，各種生活必需品都自行生產，自給自足；專業化市鎮則只大量生產特定產品，必須要透過貿易才能購入其他生活必需品，於是專業市鎮的居民就形成對市場經濟的嚴重依賴。市場經濟以貨幣為交易籌碼，於是全國性和國際性的貿易市場便相對形成了全體民眾對金錢的強烈崇拜。有位嘉靖時人黃省曾評論道：「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這與台灣當代的拜金風氣還真是如出一轍。

嘉靖時期社會風氣之轉變，也可由當時民眾普遍僭禮看出端倪。按明初太祖曾制定士庶禮法，頒布《教民榜文》，規定士人和一般庶民的禮儀規範。比如限定庶民不可穿著黃色衣物；日常器皿不可使用金器，只許用銀器；庶人婦女首飾亦不可用金玉，只許用銀；又庶民廬舍不可超過三間五架等，諸如此類。此士庶之禮並非如封建時代世襲傳承，而是隨著科舉功名和謫官等因素而得失，原本僅是尊重士大夫的表現，養成民間淳美的風俗。然而，「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份者歎其不能頓革。」由是可見此時的一般民眾多不能安分，多以貧窮為恥，而不以寡德為恥，百般僭越和粉飾平庸的身份。這不是也和今天的學生族手握iPhone類似嗎？

明代中葉思想開放和文藝蓬勃發展也十分值得注意。按明初實行嚴厲的思想管制，但洪熙、宣德後風氣漸開。成化以後國子監漸有衰落之勢，然科舉制度成熟，相對促成民間講學風氣蔚起，書院普遍全國。書院品流不一，其下者僅為教習科舉制藝，其上者則純以探討學問敦品修身為宗。此皆呈現思想開放、社會多元化之風貌，士人讀書各隨其志，並非僅為功名利祿。因此現今有人評論明代科舉制度僵化，箝制士人思想，其實並非中肯之論。明代學術之多元與學風之鼎盛，不但有吳與弼嬗遞朱熹之學而去其支離，開心學之宗，更有陳獻章、湛若水和婁諒等人相繼傳承，各立門派，而於王守仁集其大成，將心學推向登峰造極之境地。另一方面，此時士大夫流行結社，特別是結詩社。而無論詩社或書院，都容易形成門戶之見；加以論詩或講學之餘，往往兼帶品評人物和時事，因此為將來黨爭埋下禍因。以上與台灣自解嚴以後言論開放與政黨林立的情形，似可相提並論。唯心學一宗，似為台灣當代所無。

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明代隨著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土地兼併問題。按明初太祖崇本抑末，即重視農業發展而限制商業，因此分配土地給自耕農並鼓勵墾荒，同時編造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以詳實稽核戶口地籍。然而至成化、弘治年間，貴族開始出現兼併土地的情形；下至正德時期，連士大夫也普遍形成兼併土地的風氣。土地兼併意味著土地具有市場價值，也顯示自耕農開始大量消失，佃戶則大量出現。佃戶難以累積私人資產，於是終身貧窮且子孫難以翻身。貴族和士人兼併土地，坐收佃租和投資產業，而資產益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就此拉開，且愈拉愈大。

這令我聯想到台灣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也有類似的發展。陳誠政府實施土地改革，也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自耕農，這些自耕農有了自己的地產，能夠累積私人資產，也因此在經濟起飛後能晉身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數量多，則社會處於安定。然而近年來隨著九二一的風波遠去，房地產市場復甦，土地再度飆漲。土地和房產以其雄厚的市場價值被當成投資工具而開始往少數富人和所謂包租公手中集中，這便使得絕大多數年輕人漸漸買不起房產，被迫過著長期租賃的生活。租金的負擔使這些人無法累積私人資產，生活在勉強度日的邊緣；而富人則持續投資土地。貧富差距遂開始增加。這意味著什麼呢？

三、明代亡國因素之探討

明代之衰亡是令我既感到有趣卻又悚然心驚的。所謂有趣是在於，我發現明代似乎是中國歷朝唯一一個因為經濟因素（而非其他因素）亡國的朝代。在國史上，漢朝、唐朝大約以藩鎮割據因素為亡國主因；宋代亡於外族入侵；元代亡於種族主義革命；清代基本上我認為算是亡於外族入侵，因為清代晚期的自強運動完全是針對抵禦外侮的船堅炮利為目標，失敗後復有百日維新和辛亥革命，其承襲的宗旨是一貫的。當然，以上朝代亡國當然也都伴隨經濟因素，也大都發生過民變。不過似乎沒有哪個朝代是像明朝這樣，完全典型的因為貧富差距造成的民變而亡國的。

當然明末時後金不斷侵略邊疆，給明廷造成莫大之負擔。可是我們必須注意一件事：明太祖所制定的衛所兵制，寓兵於農，理論上是不會對政府財政造成負擔的。而且女真族原本歸順明朝，也隸屬於明朝的衛所。假如女真部的衛所反叛，明廷原本很容易可以平靖的。女真之能坐大，跟明廷疏忽邊事有關。另一方面，明廷在邊境戰爭上的開銷大增，意味著衛所兵制已然崩解。也就是衛所軍官慣於侵扣兵士軍餉，兵士不得已逃亡或者譁變，譁變者成為流寇，於是中央政府要另外招募民兵組織軍隊加以鎮壓，這才是戰爭開銷大增的主因。

戰爭的龐大開銷使明朝政府開始橫征暴歛，萬曆時以遼東兵事緊急，加徵了「遼餉」；崇禎時流寇爆發，又加徵「剿餉」；其後清兵內犯，於是再度增兵，加徵「練餉」。此三大餉將民窮財盡的明末社會推向無底深淵。也在此時，國內賦稅制度崩解。原本稅賦依黃冊所記載，每戶按畝徵銀，上繳於里甲，里甲再報官府。然晚明時黃冊多遭地方豪強猾民竄改，每戶負擔的稅額混亂，官府甚至別造「白冊」以徵稅。在賦稅不公且稅目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有人開始逃亡。而一戶逃亡，里甲內的其他戶必須負擔該戶的稅額以上報。因此當逃亡者日眾，里甲居民的負擔也日益增加，最終引發集體逃亡，加入譁變的士兵壯大流寇聲勢。另外，集體逃亡導致耕地荒廢，接著便引發饑荒。在流寇爆發的陝北地區，其饑荒之慘況，當地民眾乃至以觀音土和雁糞為食，但只能多活幾天，死後隨即被人爭相食其肉。

正由於明朝政府對災民的不聞不問，只一味增兵派稅，也因此當流寇起義時立刻獲得壓倒性的支持。雖然當流寇攻陷朱元璋故鄉鳳陽後，明軍一度鎮壓奏效，張獻忠請降、李自成敗竄，但當彼等藉清兵侵略之機再起時，明軍便無招架之力了。襄陽、洛陽、開封、潼關相繼失陷（皆軍事重鎮或戰略要地），天下盡失，李自成乃以全勝者之姿不戰而堂皇進入北京。崇禎帝於此時自縊殉國，與清兵根本毫無關聯。清兵乃至以協助平定流寇的名義入關，與事實也相去不遠。因此我個人特別認為明代是典型的因為經濟因素而亡國。

四、關於識人與品藻文言語彙

撇開嚴肅的歷史主題，這次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兩個有趣現象：一是書中大量介紹了主要人物的生平背景；一是敘事多引用原文，讓人對文言文的語彙有新的體會。就前者來說，原本人物的生平背景和歷史事件的發展沒什麼太大關係，介紹人物的生平有時還嫌過於瑣碎。不過，在閱讀這些人物生平介紹後，我發現有助於增加識人的經驗。我們往往可以由人物的性格看出他將來發展的軌跡，一個人會做出什麼樣的駭人之舉或忠義之舉，都早已透露端倪。而一個人在各種機遇中所做出的選擇，往往也會影響他的人品升沉和命運興衰。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吳三桂。今人多指責吳三桂貪愛女色，才引清兵入關。事實上不應該這麼說。因為吳三桂的父親、母親和陳圓圓同時被夾持，我們也可以說他為了保全父母才引清兵入關啊！吳三桂當時確實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不過，他在降清後確實逐漸喪失人格節操。因為當桂王永曆帝在雲南邊境，最後走投無路逃往緬甸時，事實上已經沒有復國的可能。吳三桂居然主動上書征討。他不但率軍攻入緬甸，逼迫緬人交出永曆帝一家，而且親自將他們絞死。當時已是康熙元年，天下太平已久，吳三桂居然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趕盡殺絕，無怪乎史家評其為奸臣也。

至於文言文語彙的體驗，是由於作者學問深厚，習慣性引用原文。初讀之下往往難以會意，反覆讀之才有所得。回想以前讀西方史從未出現這種現象。然而，經過一陣子文言文的薰染後，現在反而偏愛這種簡潔而點到為止的優美語彙。人類學裡有所謂「薩丕爾-霍夫假說」，該假說認為語言影響思維方式，而非思維方式影響語言。在這次認真閱讀明代史之後，我略有親身體驗「薩丕爾-霍夫假說」的意趣，而有志於當個現代古人也。

五、結論

這一次修明代史，讓我真真實實的看到歷史的軌跡。無論是和西方殖民的軌跡比較也好，或者就國內本身經濟和社會風氣的演變，以及如何步向衰亡的軌跡，都牽涉著千絲萬縷的因素，但又可以從中條理出主要脈絡。而大時代的歷史演進，則又基植於無數微小的個人與其信念。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值得尊重，且值得不斷的提昇自我品質。希望藉由歷史的軌跡釐清個人的人生方向，在各種時代機遇中秉持良知，應該是修讀本課程的最大收穫。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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