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堂哥

父親與堂哥，伯父與侄兒，這種關係很平常，不過父親與友佳堂哥曾有一個短時期的緊密互動關係，致使我這小他兩歲的堂妹因此有機會更認識一下我這位才氣過人的堂哥，也因此能成為一生中不斷互相激勵的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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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性不很好，與友佳堂哥第一次見面的時點都很模糊了，他住在新竹，我三歲時就搬到南部旗山，小時候曾隨母親去新埔玩過一次，親戚很多，我搞不清楚誰是誰，印象很是模糊。據友佳說，他第一次(有印象的)見到我，約是我讀高一或高二的時候，他特地跑到學校看我，見到我正與同學在彈琴作樂，好像也說了幾句話，許是太陌生之故，當時我又是一個生性靦腆的女生，對這次會面未曾留下什麼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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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與新埔，相隔兩三百公里，在六十年代，交通並不便捷，不過父親卻兩地來去頻繁，祖母住在新埔，雖然父親是出了名的脾氣暴躁的人，但卻是極孝順的人，每隔一些時候必然回新埔探望老人家，所以我的一些堂兄弟姐妹對這位看來很「惡」(兇)有時又很風趣的大伯父都不陌生，友佳堂哥與父親會有一段緊密的「互動」關係許是如此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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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佳是三叔的長子，三叔與父親雖是同母異父，但性情脾氣卻極相似。在我印象中，三叔和藹可親，我讀大學那陣子到新埔探訪親戚，大部份都住在三叔家，那是一棟極老舊的茅屋，但因三嬸也是極親切的長者，並且我喜歡這一房的小孩，住下來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覺。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三嬸及友佳等眾兄弟姐妹眼中，三叔也是不易親近的長者，竟然與我對父親的印象沒有兩樣，在日記中，我常無狀的稱父親是「暴君」，或是「獨裁者」。想當年，我怕父親，真是怕入了骨，家居的日子，我總是籠罩在隨時會沒來由的被他痛罵一頓的陰影中，甚至在他去世多年後，夢到父親都還有那種怕挨罵的恐懼感，儘管後來我們親子關係改善了許多，但那種感覺卻已根深蒂固的深埋心中難以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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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佳當年對三叔的感覺，也是同我對父親的感覺一樣的。有一天，他隨父親搭著進香團的遊覽車南下來我家玩，一路上都見父親比導遊更像導遊，他對沿途的風土民情一清二楚，講得頭頭是道，友佳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如果不是友佳提起，我還不知道父親這樣天才。實際上，父親確是極擅交際的人，在家裡形同暴君，但在外頭，他還真是受歡迎的人物，有一次我隨他到山裡頭做什麼，沿途只見他一會兒跟近處的農婦大談種菜經，一會又喊向遠處的農夫道「你的稻子長得好啊」，彼此不相識，但被他這樣一寒暄，那些農夫農婦都像遇到了知音般高興的與之話起桑麻，沿途耽擱了不少時間。父親給外人的印象是親切而風趣，但這種特質，我們做子女的平日很難感受得到。這就是我的父親，寬以待人(外人)，嚴以待己(自己的子女)，他不是不愛我們，也許只能說是個性使然，而且是他自己也難以克制的天性。父親，叔父，居然都一個樣。

幾乎沒有單獨與父親合影過。原本不讓我讀大學說好讓我去當「黑牌」護士的父親，最終在兄長支持下讓我進了大學。畢業當天他也喜孜孜的帶著小孫女阿凰，特地從高雄旗山趕到陽明山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難得留下這張合照。

這是友佳第一次來我家，也就是我無甚印象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我讀高三畢業行將準備大專聯考之際。那次，是因堂哥高職畢業後尚未服兵役，找不到適當的頭路，由於家境清寒，時不時會受到三叔的奚落，有一次氣憤不過決定「離家出走」，到了車站，正徬徨著不知何去何從，一列南下的火車進站，便跳上車，決定「投奔」大伯。那時正是南部忙著二期稻作的插秧時節，父親去向人承攬大量插秧的工作，正需要人手，看到堂哥「自投羅網」，自是喜出望外的收留了他。堂哥年輕力壯，父親派給他挑秧苗的工作，他一個人要挑給兩三個負責插苗的人用，大家都像拚命三郎，插苗動作飛快，身旁一缺秧苗，就會罵粗話，堂哥便也不敢怠慢的在田埂間馬不停蹄的奔波著，一次都挑上百斤，把田埂踩爛不知幾兮，到整個插秧「工程」結束，共挑斷了七根扁擔，也把自己的肩頭磨出了血及老繭，很多本地莊稼漢對這個北部來的小子竟有如此能耐嘆服不已，連平日不太把人看在眼裡的父親也對這個侄兒另眼相待。友佳說工作期間，如是在離家較遠處工作，他們會借住附近的廟宇，他因白天工作太累，夜裡倒頭便睡死了，每天清晨都是大伯煮好飯菜叫他起來用餐後好上工，大伯對他非常體諒，令他很感動。由於他挑得比別人多(別人一次頂多挑個六七十斤)，算工資時，大伯也會加倍算給他，他覺得大伯是非常明理的人，所以這段近一個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日子，他沒有抱怨，只覺是他生命中很值得而難忘的一次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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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這段日子，我與堂哥常有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很同情堂哥的際遇，堂哥看我時常挨父親罵(罵人幾已成了父親日常生活的習慣，他總是有很多看不順眼的地方)，也十分同情我，可說同病相憐，因為這跟他在家裡的處境是一樣的。有一晚，正用餐時，父親又莫名其妙的對我發脾氣，我受不了，把飯碗一擱跑到屋旁竹叢下哭得好不傷心，堂哥跟著出來安慰我，這時，我覺得堂哥是最能體會我的心境及委屈的人了。而我與堂哥處得來，最重要的也是我們對藝術、音樂的相同愛好，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題，也才讓我見識了堂哥的才氣，他能書能畫(日後我讀大學的系徽是由他設計的)，還彈了一手好吉他，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很難與他在田間辛勤工作的工人模樣聯想在一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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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工作結束後，他也回去了。此後，我們常有書信往來，我讀大學期間，是我們通信最多的時期，堂哥的信寫得十分風趣幽默，所談又有內容，是很好的筆談對象。此後，堂哥在印刷業闖蕩，配合他的專長，憑著其過人的毅力，在商場浮沈卅載，如今已是事業有成的企業家，最難得的是他沒有放棄對藝術的追求，在吉他彈奏技藝上日求精進，除了自娛，也致力教學工作，這方面也可算是桃李滿天下了。

友佳堂哥年輕時彈著自己組裝的吉他，日後他特別到美國拜名師學習製作吉他的技術，且已成立了歐維亞公司專業生產吉他進軍國際，產品深獲國際名家好評。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各有忙不完的事，只偶爾見見面通個電話，但年輕時建立的那份特殊情誼仍在，見了面也還是有很多話題可談。我常想，是他與父親那段特別的互動關係，才促成了我們這生相知相惜的機緣吧。

（原載 2000 年 9 月 9 日新生報副刊）

（音樂取自陳友佳Tony Chen音樂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