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讀了一段由張拓蕪老先生所編寫的關於台灣二二八的相關討論，感慨良多。

張先生引用一位賈將軍的演講詞，提出關於二二八的另類紀錄，極不同於台灣現在主流的二二八紀錄。看了頗為動容，但是，我仍然陷入迷惑中，並未因此豁然開朗。

賈將軍以當年21師的重要幹部身分（時任21師145旅第一營營長，下轄700員），現身說法。他強調，他們的部隊從1947年3月9日清晨登陸基隆港以後，直到半年後離開台灣，期間除了剛開始時追捕謝雪紅外，他們根本沒有與任何人或部隊有過衝突，更沒有殺人。而他們與台灣本省人間的關係也相當和諧，甚至有好幾位軍官與本省女子通婚。他還提出具體的人名與結婚地點。

賈將軍也引述一位台灣老人當時所做的分析，來檢討二二八的成因。與台灣現在主流的說法也有巨大出入。

此處擬撇開關於二二八成因的討論。因為即使當時的分析者確有真誠與分析能力，所見未必全面，也未必透徹。而且訊息更不充分。再者，賈將軍的記憶是否完全不失真，也不無可疑。

更根本的問題是：賈將軍的演講本身又有多少真實性呢？

這裡，我並不是要否定賈將軍的演講。我無從說否定或肯定。我是想談談一個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法方法論上的問題：什麼是真相？

當代的社會學者很快會提出一種說法：The so-called reality is actually not real, but socially constructed. 所謂「真實」並不真，它們只是被社會所建構的。

此刻，台灣主流社會所建構的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是外省人壓迫本省人，是一場本省菁英被屠殺的悲劇。當時的國軍21師，則是當時屠殺台灣人的主力部隊。而這個悲劇應該要由國民黨政府與外省族群來擔主要或全部罪責。

賈將軍則提出一個非常不同的「事實」說法。至少，在他那個部隊裡，並沒有屠殺事件，甚至連一樁殺人事件都沒有，更遑論屠殺。而他也沒有見到其他部隊有屠殺的行徑。

21師並不是很大的部隊，也沒有全員到台。所以，賈將軍的一營兵力，其實已經佔所謂21師不小的比例（我估計應該是十分之一）。這一營如果完全沒有發生武裝衝突事件，也未聽到有武裝衝突事件，那麼，此期間另外發生嚴重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就並不大。

就我有限的聽聞，賈將軍的說法或有一事可供引證。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於36年3月17日抵台，4月2日離台。期間在台灣西部走透透，從基隆到屏東，幾乎每地都停留，而且均受到當地紳民的禮遇，沒有遇到任何阻難。如果這時有嚴重武裝衝突，似乎行程難以如此順利。如果有人說這時候有嚴重的屠殺或衝突事件發生，白必然會有報告，甚至行程也會受阻。這時候，離二二八其實沒幾天。

總之，依我判斷，賈將軍的說法當不會全然是謊言。

但是，二二八受難家屬楊澤民則質問賈說：當年您佬的廿一師怎忍心一上基隆港，就沿路以機關槍虐殺台灣無辜的民眾或所謂「同胞」？是您的上屬要求你們所謂「國軍」以捕捉並殺害台灣住民的手段來鎮暴嗎？您佬殺了幾個人？他們都是該死的人嗎？您佬有無用鐵絲穿過一些台灣人的手掌，硬生生地綁成一串，將他們活活推下海？

賈明明宣稱他們的部隊一個人都未殺，但是楊還是認定他們進行了屠殺，而要他招認究竟殺了多少人；又問他為什麼如此忍心。

事實真相究竟是什麼？

我不知道。

事實真相只能慢慢去拼湊。但是，人們會在拼湊的過程中，有顯著的選擇性。部分是因為找不到所需要的資料，部分卻是因為先入為主的認知與感情的偏執，以及這些對於資料詮釋的扭曲效果。

誰在蒐集資料、詮釋資料時的偏執多些？誰的資料充分些？詮釋準確些？我們作為後設判斷者，一樣是如在五里霧中。

我願意相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本省人是相對被剝奪較多的一方，是受苦較多的一方。也因此，國民黨與台灣外省人應該向台灣本省人表示歉意，並且努力做出補償。

不過，我也相信，現在主流的二二八詮釋，也受到社會建構的影響，而忽略當年外省人的苦難，以及台灣本省人曾經的過激行動也曾帶給衝突對方傷害。所以，賈將軍的說法，或許可以用來做部分的平衡。而真相，還待繼續努力挖掘與補足。

每個群體的人多少都有我族中心的傾向，在詮釋歷史的時候都可能偏向忽略對方的權益受損情形，而誇大我群的委屈與受傷害程度；強調我群的正義性與對方的不正義性。這使我們追求真相倍加困難。追求歷史真相時的這種困境究竟是否可能完全解決，我不知道，我也並不樂觀。但是，我強調在追究歷史真相時必須努力審視內心可能潛藏的我族（或我群）中心的思維傾向，努力排除因此造成的認知扭曲。以便最後所建構的真相庶幾較接近真正的真相。

我這麼說，暗示著我認為所謂「真相」終究還是會帶有社會建構的印記。我們只能嘗試盡可能趨近上帝眼中所見真相。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們就只能期待我們所建構的「真相」能讓最多數人，特別是有高知識水準的人所接受。

最近有網友和我談起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一些大陸網友問我：藏人尊重中國嗎？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說一般（海外）藏人尊重中國，可能與事實不符。從而，這些網友就因此不能同意我所提的論點：達賴可敬、藏人誠懇。同時又問我：應該如何來對待那些在海外羞辱中國的藏人？

我的答案可能比較籠統，我說對抗議的藏人應該盡量寬容、諒解。至於究竟「盡量」到什麼程度，我實在無法回答。

我沒有說得更清楚的是：我認為總的來說藏人是受到中國壓迫的。

我這麼說，可能立即引來質問或批評。大陸網友會問：你的證據在哪裡？

我沒什麼有力的證據。這是我的困難處。很可能也是許多人的困難處。我們平時就強調說話要證據。此時證據在哪裡？沒有證據，憑什麼指控中國？

我唯一能提出的是一些籠統的論證。

歷史上，漢人與所謂夷狄之間，恩恩怨怨數千年。

我看「文姬歸漢」的戲曲，聽著悲戚的琴聲與唱腔，心裡想，我們要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什麼樣的悲劇？漢人遭夷狄之辱的悲劇。

但是，漢人並不永遠是受害的一方。匈奴人會唱出：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這樣的悲歌，豈不也是一種悲劇？只是，這是「他者」的悲劇。而他們既然是敵人，悲劇又何妨？

事實上，漢人是佔據中原的一群，且是長期而言有文化與經濟優勢的一群。周邊的夷狄，何嘗真能佔到漢人的大便宜？他們對漢人的侵擾，其實時時都在被追討償還。他們的恐懼、憂慮、委屈、悲傷，只因為並非文化主流，就被高度忽視。

這一切不論，近代中國顯然是在並未充分獲得邊疆非漢人族群的多數同意的情形下，開始了對他們的統治。中國對藏人的統治，也許就如中國政府所說，對許多藏人（尤其是底層的藏人）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幫助。但是，終究還是在未經多數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再者，藏人的文化傳統，確曾被打壓（尤以文革時為甚）。他們作為少數民族，擔心著自己文化的消逝，卻無力抵拒。

我終究還是個中國民族主義者。我並不支持某些藏人的獨立主張。我也還是傾向要維護中國方面的利益（只要這個利益不是明顯不利於台灣）。我想，從比較激烈的藏獨的立場來說，我這種人一樣是很可惡的。

但是，基於維護中國真正長遠的利益，我卻又不贊成對藏人的打壓，以及對藏人（特別要包括海外藏人）心聲的忽略。

我不能證明對藏人打壓的存在。但是，我想很難沒有打壓。就像德國社會學者Dahrendorf的概念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group所暗示的：沒有宰制或打壓，不同群體間很難統合。再者，十幾萬藏人流亡海外，這至少反映有許多藏人是不願意接受中國統治的。

如果藏人確被壓迫，那麼，藏人在海外做出辱中的動作，很難說誰是誰非。

我在台灣，看到藍綠間的對立，彼此常盡情批判，甚至羞辱對方。最後，我知道，很難釐清其間是非。至少，是非不是那麼簡單可斷言的事。

我們只能強調寬容、體諒，強調尊重異議者，甚至將異議者視為我們的一面鏡子，強化我們自身的反省。只有這樣，問題才能得到長久的解決。仇恨、報復的行動只能使對立、衝突更形嚴重。

中國人，原諒抗議的藏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