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裡把這三個人併列在一起，當然是因為他們有某種共同性，三人的共同性包括都專職從事政治，可說是政治菁英；另外，他們都是典型所謂的「湖南騾子」。

我曾寫過〈「湖南騾子」與「湖北九頭鳥」：說兩湖人士的人情無感特徵〉一文，大膽嘗試指出湖南人的某些共同性格特徵。

文中我提到：清末以來，湖南人才輩出。曾國藩以一介書生，領軍對抗太平軍，最後獲得勝利。左宗棠突破萬難，入疆平亂、收復新疆。譚嗣同夥同康、梁推動戊戌變法，事敗遭斬，與其他幾位殉難者號稱「六君子」。

清末民初，湖南人黃興、熊希齡、劉揆一、劉道一、蔡鍔、宋教仁、譚延闓紛紛參與革命，建立民國有功。之後，湖南又出了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栗裕、陶鑄、王震、宋任窮、陳賡、胡耀邦、朱鎔基等大批重要中共領導人。

我在文中嘗試歸納說：「兩湖人士的自我意識較為強烈，較不願意接受外力支配；另外，他們對於社會情境的意識又常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感受與理解，或者說是缺少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並且他們的理念與情感似乎是比較容易分離的，從而可以壓抑情感、執著理念（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的行動完全不受情感因素影響，而有可能是通過更複雜、曲折的機制來影響。並因此可能出現難以理解的行為）。」

我之所以要撰寫這樣一篇文章，部分是因為有感於中國近代史中幾位湖南政治人物的行徑特出，不易以常理理解，其中最突出的當然要屬毛澤東。毛發動「大躍進」與「文革」，結果帶來中共黨內對他的「三七開」評價。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共黨內高層也不得不承認毛有些嚴重錯誤的決策與作為。而重要的是，連毛自己都知道，他發動文革，大部分人都不贊成。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堅持發動文革呢？當然，發動文革有複雜的原因。海外普遍說是為奪權；也有人提到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及其後檢討災害問題的中共「七千人大會」，而認為發動文革主要是在處理前期災害的責任問題，欲主導檢討責任的觀點。但是，我一直偏向認為，毛的文革意圖是長期的想法（可能與五四運動有關），只是或許因為形勢窘迫而提早發動。

毛明知發動文革並不獲多數支持，卻仍然固執堅持，不肯轉寰，甚至因此犧牲掉他先前所已經獲得的崇隆聲譽，這很難說與他的性格無關。事實上，從平常人的角度來看，毛為了革命，歷經了家破人亡的悲劇，人倫之慟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是，毛顯然並不因此而放棄革命事業。其執拗性格固然明顯，其權力欲強烈大概也無可否認。比較讓人困惑的是他對人間苦難的心理反應。從某個角度看，他似乎極度冷血、無感。1959-1962年間，中國大陸飢餓死亡人數估計約達三千餘萬人。這很可能主要是大躍進帶來的災難，毛卻似乎無動於衷，而且還要繼續做出更加激烈的「改革」運動。

不過，根據史料顯示，毛似乎對底層民眾的生活苦難極富憐憫之心，他參加革命，據說主要也就是為了改變底層民眾的苦難命運。

我們很難準確描繪毛的真正性格與心理狀態。也許，他對中國貧苦大眾的憐憫，其實一開始就是仇富與嫉視知識菁英的心理的美化表現形示。不過，我相信，在毛的主觀意識裡，他更多是基於憐憫而激越的心理而發動那一系列的激進改革運動。他對中國的危機感與無奈感（部分受譚嗣同「衝決網羅」說與魯迅「吶喊」呼聲與悲觀的「鐵屋」景象描繪的影響），促使他覺得必須採取最激烈的改革手段，否則不能為功。當然，最後結果是，這不但損害他的個人聲望，也讓數億中國人深深受苦，甚至還損害到中國的良性發展。

文革之於中國，我始終認為並不是全然只有負面意義。它的過程太粗糙、暴力，夾雜太多仇恨情緒（仇恨則與諸多社會歷史因素有關），但是它的主張未必完全錯誤。毛明知推動文革會損害對他個人的聲望，他卻仍然執意推動，表示他的理念堅持可以凌駕他的情感走向。真正問題可能在於，他的理念本身其實不是純粹理性的理念，而是已經被另外一些深層情感（譬如對列強的仇恨、對土豪富戶的仇恨與對貧苦大眾的同情，甚至無奈）所滲透的執念。

說到這裡，如果我們繼續追問：純粹理性的改革理念又當如何？我們卻可能並沒有答案，也沒有前例可依。我們不知道中國究竟應該如何轉折。沒有答案，就意味著我們無法逕行否定毛所持理念的合宜性。站在權力頂端，又想要走在歷史前端的人，面對著不可知的集體未來，無所依從、仗恃，唯賴執拗自信。他們走向一意孤行，其實也並不完全意外。特別是當他們意識到某種所謂的溫和改革都已經挫敗，讓他們對溫和改革失去信心，他們更容易走向激烈而大膽的嘗試。

相對於許多革命者，梁啟超是個溫和而理性的改革者。但是，處在那樣的時代（多數人仍囿於傳統故習，而少數人卻又激情、憤世），他始終難以獲得多數行動派的支持，而無法依一己的理性理念推動改革。這恐怕也「注定」了近代中國跌宕起伏、悲劇連連的革命歷程。毛則因為個人的卓越才智與合於激情群眾口味的改革路線，「成功」引領了共產革命，登上了權力顛峰，但是接著卻面臨國家發展大方向的困難抉擇。湖南騾子脾氣與前期的成功經驗讓毛執拗選擇了那個帶來集體悲劇的極左路線。而在六十年代與毛路線相左的另一個湖南人劉少奇未必就不執拗。他在文革中入獄，顯然絲毫不肯服軟，以致病死獄中，死狀悽慘。

相對於毛，宋楚瑜的角色重要性不及，但他的表現也反映某種特殊的執拗性格。他在省長任內積極任事，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李登輝不讓他選總統，他卻硬要出馬競選，寧可從國民黨出走，並因此造成藍營敗選。至此，他仍然打死不退，還要參選副總統，還要參選台北市長。三連敗之後，他仍然不退出政壇，仍然時時在找機會想與國民黨一別苗頭。這種執拗性格，說他是湖南騾子，一點不為過。

宋的執拗性格是其特色，卻未必是他的缺點。他的真正缺點可能是在於胸襟不寬與缺少宏觀理性觀點（前者可能影響後者）。宋的權力獨佔傾向太強，能統御，卻難與人平等合作。這侷限了他自己，雖然他能幹又勤奮，也仍然難讓台灣整體充分受益。如果他當年願意力挺連戰，並在連戰執政後出任行政院長要職，很可能對台灣發展有積極建樹。若稍後再出馬選總統，也很可能水到渠成。而他的執拗卻讓這種有利全局走向的可能性喪失。他在總統敗選後，聲勢仍盛，親民黨曾擁有46名立委，儼然台灣第三勢力。如果他好好經營，或許真能帶領台灣找到新的出路。但是，他顯然只把親民黨作為個人權力之路的工具，而未曾用心經營這個黨，以致親民黨很快就沒落，並成為高度獨裁政黨，缺少實質政黨意義。宋也很少就國家發展做出宏觀擘劃，甚至在統獨這麼熱烈的議題上都沒有明確的論述。他長於實務、短於宏觀論述的侷限也逐漸為人所知。執拗加上其他的侷限性格，使宋逐漸從台灣政壇菁英變成麻煩製造者。

說到馬總統，此刻或許有不少人覺得遺憾，為什麼不是宋而是馬選上了總統。馬總統「無能」似乎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

馬總統是否「無能」，我還沒有結論。在另文〈志大才疏與結構條件〉中，我曾強調「能力互補」的重要。我認為，華人社會較缺少能力互補的結構條件，所以，一個個的領導者幾乎都陷入「志大才疏」的困境，即使他們都曾經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優越的一面。馬總統的情況也大體類似。馬總統的能力缺陷，可能主要是在他的直覺判斷力方面。他選任的多位閣員，往往成為短命閣員。這些人未必不是菁英，但卻未必適應官場文化。他們中有些人表現的倨傲或輕慢姿態很快就惹怒了立委或民眾。另外，有些政策或許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但推動的過程、方式或時機卻有問題，以致最後失敗。判斷力是政治人的重要才具條件，如果有不足，又如果缺少互補性的結構，就難免會造成遺憾。

一些比較同情馬總統的人會認為：最妨礙馬總統獲得支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潔癖。這種性格使馬很難形成類似宋楚瑜身邊圍繞的團隊。後者具有類似幫派的性格，成員以義氣彼此相挺，唯有這樣，才能維持團隊高度凝聚與積極性。這種團隊有效率(efficiency)，但是缺少科層(bureaucratic)性格，從而影響總體長期效能(effectiveness)。這種習性與傳統文化有關。傳統中國社會缺少科層制文化。

馬不但難以組建高凝聚團隊，甚至難以與人融洽合作。以馬、王之爭為例，如果馬願意以更多笑臉對待王，甚至願意搓掉王有關司法關說的問題，馬的處境與國民黨的處境就不至於像此刻這麼糟糕。這一點應該是很明顯的。而類似的情況，很可能也存在馬與連，甚至馬與宋、與蔡、與蘇的關係之間。我們當然可以懷疑馬的胸襟，懷疑他是嫉賢妒能，所以難與他人善處。但是，一般政治人物都擅長裝腔作勢，隱藏敵意，而以偽裝的親善態度對待對方。馬難道就不能這麼做嗎？可見，問題很可能不只在於胸襟，而更在於馬的執拗。這個執拗或又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執拗於他主觀認定的是非利害，一是執拗於他自我要求的無偽態度。

以王黨籍案是否繼續上訴一事來說，馬如果放過上訴，即使不可能扭轉選局，至少會有利於藍營團結。反之，即使上訴也已經不可能影響王的院長任期，而且上訴敗訴的可能性極大，但是，馬仍然執拗要上訴，理由是為維護政黨合理運作。但是，後者其實可以考慮另案提出，未必要與王案夾纏。所以，這其實仍然有執拗性格的成分，是湖南騾子脾氣。當然，除了執拗，還有就是缺少與他人感情上的共鳴。

我至今仍然相信，馬總統行事理性而善意，而且也願意勤勞任事，但是他顯然並不善於溝通與說服。他並不是不擅長演講，而可能是不善於讓人產生情感共鳴，原因或許就是因為他缺少對他人情感的感受力；他依理念而行，但卻不能強使他人也如此。而他的理念堅持，恰使他與別人依情感而生的心理反應背離。從而，他也就很難得到他人的共鳴與支持。

或許應該釐清一點，不與他人情感共鳴，未必表示是沒感情、無惻隱心，而可能是情感反應模式和別人有較大出入，特別是對別人情緒比較無感；反之，他們可能在別人無感處卻有感。問題主要是缺少共鳴，而不是沒感情。

性格問題也許只是個人問題，但如果一群人共有某些性格特徵，就值得關注，尤其這種性格特徵可能影響政治、影響眾人的福祉，就更應該注意。如何免於性格因素帶來不可欲或不合理的發展，應該深入探究。我們未必是要直接排除某種性格特徵人物的執政機會，而更可能是針對不同性格特徵可能的領導風格問題做出不同的預防因應與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