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討論中，強調“結構限制“往往拉扯領導者的施政，造成領導績效不彰的問題。這個結構限制其實影響深遠而廣泛。只是，這個結構究竟是指什麼？我並且還略有跳躍地導出如下的論點：問題就在我們大家自身，在我們大家的普遍觀念、心態裡。我又為什麼這麼說？容我稍作補充說明。

“結構”是社會結構的簡稱。對結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如果最簡單地說，結構就是諸行動以特定方式持續結合的狀態。但是，這樣的定義不太能給我們什麼實質的啟發。如果說結構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環境，大家就比較能理解。這個類比在很多方面都滿準確的，尤其在強調結構對行動（或者行動者個人）的影響時，其與社會環境的意思非常接近。但是，這一來會有個潛在的誤導理解的可能性，就是過度將結構外在化，個人就變成只是結構的壓迫、宰制的對象。至於這個結構由何而來，倒成了謎。使用社會環境概念的不妥就在於我們容易低估自己參與建造結構的事實層面。當我們討論結構時，往往特別注意”不合理的結構“，譬如我們常常會遺憾教育失敗、政治歪風、司法不公…。但是，我們比較不會注意到，不合理的結構(包括制度與一些持續的社會關係)往往都有我們大家的貢獻，是我們大家行動的共同結果，也就是所謂共業。結構不合理、會造成混亂、衝突，乃至悲劇，終究與我們和我們的行動都有關。

但很重要的是，我們往往並不覺得我們參與造就了這個不合理的結構。我們通常會覺得我們自己是無辜的，是被欺壓的，只有少數的某些人要為結構的不合理負責，特別是國家的領導者。有趣的是，做領導者的人往往也覺得：我並沒有做錯什麼，問題都是你們造成的。大家想想明崇禎皇帝在自縊煤山的時候是怎麼樣抱怨其文武百官的。

大家都覺得自己很無辜，這是極為典型的心態。道理其實也可以很簡單，因為相對於結構而言，每個人所能貢獻的影響力的確都很有限，甚至小到即使刻意觀察也難以察覺的程度。

有許多喜歡寫文章的學者、作家往往也慨嘆：我們怎麼就改變不了這個渾濁世界呢？為什麼大家就不聽我的呢？我為什麼覺得如此無力？

其實，我們的影響力既沒有所希望的那麼大，卻也沒有氣餒之餘所感覺的那麼接近零。特別是，我們往往都忽略自己行動的“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結構會憑藉龐大數量而形成其獨特力量。我們看到驚濤裂岸的海浪，其中任何一滴海水都沒有那種聲勢或力量，它也不會想到要竄到空中再往下猛擊，造成巨大的撞擊力（即使它有意識）。只有大量的海水的集合，才會產生那樣的聲勢與力量。結構也往往立基於大量的基礎，而產生特殊作用。從而，個別的人就會覺得自己相對很無力。

但是，結構並不只是許多個體行動的累加而已，它更是行動後果的集合，而且還包括”非意圖的後果”與各種間接的後果。譬如一種制度（這是結構的一種重要形式）的形成，就可能是許多不同勢力的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結果可能讓各方勢力都不滿意。這也正是其“非意圖性“的表徵。再者，有些制度（譬如法律條文）行之久遠，到後來，大家都不了解它的意義為何。人們也可能重新賦予意義，而對事情的來龍、真義逐漸遺忘。

結構並不只是行動意圖的直接反映，而是各種行動後果的集合，包括許多間接的或非意圖的後果。此外，各種行動彼此還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就像氫跟氧相遇而有了水，水的性質卻與氫、氧截然不同。諸社會行動之間也同樣可能發生交互作用，而產生完全不是原先預期的結果，甚且是難以想像的後果。人類文明的發展很可能主要是這種交互作用的結果，而其發展遠遠超乎當時行動者的預期。這可能正是為什麼結構好像會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或是自己的運轉法則，而與任何個人的行動都不直接呼應的原因。

總之，行動與結構之間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結構也遠遠不是行動意圖的直接結果。所以，我們會很難察覺行動對結構所起的作用，也無從意識到自己對結構的貢獻。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的行動確實就是結構的構成元素。如果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行動，那麼，結構也將消失。

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顯然非常不順利，進步遲緩，以致於備受列強凌辱，甚至最後也讓自己人產生了輕視、不滿心理。那麼，為什麼進步會那麼遲緩？

簡單說，就是大家常常陷入零和(zero-sum)遊戲的悲劇中，彼此互相抵消所做出的努力與成績，以致於總體的累積成就非常有限。持續的零和遊戲，其實也就是一種關係模式、一種結構。這種結構的形成，與大家的思維模式（包括看事情的觀點）有關。後者又可說是深一層的結構（有人會稱之為深層結構）。它既影響人的行動，但是，它本身卻也是先前諸行動的業。這裡說的先前行動並不只是當事人自己的行動，而可能是早前許多人的行動。譬如父母、師長對孩子的思維模式會產生影響；但是，父母、師長自己的思維模式通常也不是他們自己所發明，而是更早前的許多人的影響結果。這裡面顯然有一種長期“積澱“與交互作用的影響效果。

我們為什麼經常彼此互相抵消所做出的努力與成績呢？我覺得我們應該非常嚴肅地面對這個議題。

會互相抵消彼此所做出的努力與成績，因為我們認為（異議）對方的作為是錯誤、不應該或惡意的。問題是，彼此常常都如此認為。既然是錯誤的、不應該的，那麼，予以否定、消除、懲罰就並不為過。

從局外人看，常常是雙方都犯錯的事情，當事人雙方卻總是偏向認為都是對方錯。國共鬥爭，從美國方面看，似乎就是一場雙方都有錯誤卻彼此互控對方罪無可逭的情況。台灣的藍綠對立，我認為也是大體如此。我們不能看到異議對方的是，也不能看到自己的不是。其實很可能是不能容許自己看到。一部分的原因是我們不能容許自己有錯，所以我們也就看不到自己的錯。

很難看到自己的不是，也很難看到異議對方的是，這是一種心理機制，與社會結構何干？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結構的一個層面）在心裡留下的印記。某個程度上，我們是被塑造成如此。相對於近代基督教文化，中國文化似乎比較難讓人面對、原諒自己的錯誤，也比較難原諒異議對方的錯誤。

這裡，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在於儒教文化太專注於人際關係，而比較不關注在人際關係之外的人與上帝（超越性的主宰）的關係。諒解他者與注重客觀真實，需要人心中有個超越性主宰的概念。如果人只是依人際關係中的位置來自我定位，那麼，對人際關係中的失誤就特別敏感，反而很難以平常心來對待。

此外，我們習於一種“全有全無“(none or all)式的思維，也可能影響我們能不能諒解與接納錯誤。因為一錯就全錯，反而連一錯都不可忍受，不論是對己或對他者。這種思維模式，當然也透過文化來變成普遍的習性。

尊重異己的習性可能需要更複雜的訓練。大概只有現代人才被特別教化要求尊重異己。只是，效果如何，還有待檢視。我以為，尊重自己可能是尊重異己的前提，而且也需要訓練。人不能尊重自己，可能也就很容易感覺被羞辱，從而也就敵視對方，難以忍受對方。

中國社會內部的衝突，恐怕有許多都是與感覺被羞辱開其端（外部衝突未必沒有這個成因）。而既起衝突，彼此也就很難再理性溝通，於是就陷入零和遊戲中。只是，那個作為開端的被羞辱感卻有可能只是對異己者行動的某種誤會或過度解讀。換言之，很多衝突其實是有些無謂的，本來可以避免的，更是從理性出發所不鼓勵的。

相對於近代西方，傳統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我們，缺少理性溝通習性，又缺少諒解錯誤與尊重異己的思維。於是，我們常常陷入“衝突---否定---壓抑“的循環機制中。總之，最後看來，集體的總體累積成果便很貧乏，創新能力也好像很不足。是個讓人遺憾的狀態。

國民黨的內鬥，從來沒有消失過，但是，現在是在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卻仍然內鬥不止。而且，似乎沒有誰能勸說\阻擋。因為，沒有誰得到足夠的廣泛信任。本來，黨中央應該是最具有公信力的部門，實際上，現在卻是箭靶、眾矢之的，更別說出面勸和了。

彼此缺少信任、不斷進行零和遊戲。這是文化傳統，卻也是悲劇的根源。我們大家還在繼續玩這樣的悲劇遊戲而不自我深刻檢討。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