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批評三個台灣大學法律系出身的總統，沒能把台灣的經濟搞好。於是眾皆曰不能再讓台大法律人擔任總統。

我認為這已經是對領導者過度批判的現象，並不是好事，可能會衍生一些不良影響。。

經過三位或四位總統的領導，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的確讓人覺得失望。但是，如果結論是徹底否定這幾任執政者或其所代表的政府的做法，並宣稱說不能再讓法律人或台大法律人擔任總統，這種反應卻又嫌過激、過當，並不是一種理性的反應。

我以為，阿扁擔任總統的確有操守的問題。但是，馬與蔡大體並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在馬擔任總統期間，其實全世界的經濟景氣都欠佳，08年更是一波金融危機開始的時期。之後則是反服貿運動開始，也可以說是政治因素干擾經濟的特別困難時期。考慮了這些因素以後，對於當時台灣經濟政策的公允評價應該先扣除這些因素所造成的拉扯效果。因此，馬總統在經濟政策上的表現，考慮他在任內簽訂ECFA，還有高達500多項的零關稅，至少應該是個及格分數。

蔡總統在經濟上確實較少著墨，新南向政策至今也看不到有什麼展望。但是，我並不認為她真地毫無建樹。她比較著重社會改革與“國家尊嚴”議題。我的國家認同立場與她相異，但是，我並不認為她的主張毫無道理。台灣的處境的確很困難，如何脫困，各有看法，不宜輕率否定異己者的主張。所以，這部分我雖然有個人觀感，但是暫時還不宜公開提出結論性的評語。而她的年金改革政策，雖然粗糙，有許多瑕疵，倒也非全無積極意義。而她敢於堅持執行這項年金改革政策，雖然可能部分是出於她對異己者較少同理心，但終究還是不容易的事。她在用人方面格局不寬，但是，真正高明的人士畢竟不多，有些人也未必肯出來為國家效命。局面難以開展，部分是非戰之罪。考慮到這許多方面，我並不會給予她過低的總評分。簡單說，在今天台灣的處境下，很難有人能夠做得好。能做得好，恐怕是不世出的天才。這種人才可遇不可求。

韓國瑜是否是適合成為台灣領導者的人選。對我來說，還有待繼續檢視。雖然我相信他有相當好的領導能力與民眾親和力，但是，他未必是最睿智的菁英。只不過，這並不一定是重要的執政條件。有時候，最佳領導者未必是才德最佳者，而有可能是能與情境相適者。韓國瑜作為領導者是否適合台灣當前局面？光看他的人氣，大概就不得不承認目前他就是最合適的人選。在今天台灣政壇上，我以為睿智少有能出沈富雄之上者。但是，奈何他得不到高人氣，很難出來為民眾服務。

人氣，反映的是多數民眾的口味。但是，人氣高的人是不是一定能為社會帶來美好生活呢？難說。在中共建政以後，人氣最高的領導者唯毛澤東。但是，毛又為中國人帶來什麼樣的生活？再說，希特勒執政以後，因為大幅降低了失業率，人氣也是非常高。但是，稍後，他卻為德國帶來幾乎是滅頂之災。我們當然可以責備毛澤東與希特勒個人，但是，人民的錯誤選擇難道沒有責任？事實上，人民的選擇才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但是，一般人民有足夠的睿智與判斷力嗎？

有人喜歡說“人民眼睛雪亮”，我以為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是在運用政客的語言。歷史上的許多大規模悲劇，恐怕很少沒有人民的參與。人民以各種形式所做出的錯誤選擇已經帶來過許多的悲劇，只是，往往事後眾人會將責任推給少數倒霉的下台人物。若人民不能擦亮眼睛，恐怕就得準備承受悲劇結果。

以上的討論，我並不希望被過度解讀。我無意暗示韓國瑜其實不是好的領導者。我只是想說，人氣、建樹與領導者的才德三者未必完全成正比。而最有才德的人也未必有機會成為領導者；甚至即使成為領導者，也可能因為理念得不到普遍認同，而施政無力，最後無功而退。反之，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人或是最能獲得肯定的領導者，才德未必第一，卻可能因勢乘風而成就大業。韓國瑜會不會就是這樣的領導者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說到人民與領導者理念不合，舉例來說，馬總統在位時，很努力要與綠營建立較友善的關係。但是，結果卻是很遺憾的。蔡英文、蘇貞昌等主要綠營人士固然完全不買賬，藍營更是因此而不爽。再者，馬不太肯拉拔當初幫他抬轎的那些人，也普遍引起不滿。許多不是抬轎的人也認為馬太無情。在我看來，馬的這些舉措應該是要給予肯定的，對整體台灣應該是好事，那是較合乎現代科層理性的行動模式。但是，結果他卻落得兩面不是人。

蔡政府的年金改革與同婚之議，其實至少是可試著理性討論的議題。但是，反對一方也很快就變成情緒化的對抗；彼此於是互相進行道德否定，甚至視對方為仇讎。蔡政府也在這樣的對抗中失去許多支持者。其實，我認為民眾也應該自我檢討，民眾所持異於執政者的理念，或是所持的評價標準是不是有檢討的空間呢？尤其在評價異己立場的執政者時，大家可能更要注意有沒有太強的自我中心與我群中心(ethnocentrism)的思維傾向滲入評價中，也就是以自己或我群的標準去評量異己群體。自我中心與我群中心的偏見傾向幾乎是人所無可避免的，所以需要格外提醒注意。甚至還不僅是自我提醒，而還需要有客觀機制來輔助調整。

我們知道，北宋王安石變法也好，清末康、梁變法也好，其實都受到很多人的抵制，以致於變法終究不能成功。變法過程與內容容或有問題，但是，像司馬光那樣盡廢新法，顯然並不理智，儘管他被讚譽為聰明、博學、有道德。一般民眾也許沒有機會廢什麼新法，但是，有意無意間抵制改革、抵制新理念卻可能很普遍、很平常。而變法、改革困難的結果，則是導致社會進步困難。

變法、改革者的理念與實際操作未必沒有問題，很可能也需要隨時調整，隨時變更思路與做法。但是，如果雙方都堅持己見，不嘗試去傾聽、理解異議的一方，只求盡量抵制、封殺異議一方，雙方形成死磕的局面，彼此反對到底。這對全局很難帶來好的結果。

毛澤東的革命，強調“鬥爭”、“革命不講溫良恭儉讓”、“造反有理”…，有一部分可能正是因為預知改革會遭遇到強大的抵制勢力。但是，如此一來，革命過程也就愈加暴戾。如果雙方都更願意進行理性溝通，透過理性溝通尋找改革方向與途徑，想來改革會更順暢平和，也更成功。或者，理性溝通習性如果佔據上風，提倡激烈暴力革命的勢力就自然難以出頭，人民的痛苦也就會減少很多。人民大眾的痛苦，其實相當程度是人民自招的結果。激烈否定現有的執政政府，引來的新政府就很可能是個激烈變革的政府。納粹政府是這麼來的，中共政權豈不也是。

有人認為對領導者就是要更嚴厲監督、批判。其實，我並不反對這種說法。只是，還是要非常注意評價所使用的判準。這不只是涉及分數高低的概念，因為問題並不只是測量的數據大小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選擇要測量什麼。網路上曾經有人拿希特勒與邱吉爾做出有趣的比較。讓人驚訝的是邱吉爾似乎比希特勒更多生活習慣上的小缺點。反而在希特勒身上，我們好像不容易找到什麼生活習慣上的缺點。但是，顯然，許多小缺點並不一定會加總成為總體而言的大惡；反而很少有生活習慣缺點的人卻可能製造大規模的罪惡。引申來說，如果我們主要是拿有沒有小缺點作為評價政治人物的重點，我們可能就會失去一個有卓越領導能力的人才。評價判準的選擇，當然不只是區辨小缺點與大才能。譬如說，馬總統很少拔擢自己身邊的人，大家評價時是因此給予加分還是減分？這裡的判準選擇，關乎領導者會是什麼樣性格、作風。我們不妨想想，菲律賓人民為什麼會選出杜特蒂總統，而且對他的支持度一直維持在高檔？這也涉及到評價判準的問題。

大眾習慣採用什麼樣的評價判準，這背後是涉及到“社會結構”的作用，而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大眾判準的選擇往往是結構的產物，是主流價值的反映。即使有人提出更合理的評價判準，也未必能為大眾所接受或重視。社會學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對行動的影響作用。即使是領導者個人也是深陷於結構中的行動者。他們要超越結構而對整體起到積極的作用，是非常不容易的。面對著既存結構形成的諸多限制與困擾，有局限的領導者常常無力突破。這大概是為什麼從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會長期處於混亂、落後狀態的重要根源因素。歷任的領導者未必不是菁英，但是，卻仍然難能改變結構，讓國家快速走上康莊大道。問題是，一般人並不容易體會到在結構作用下執政者的困難，容易出於激情而謾罵，特別是對執政者的能力、操守與施政理念表示不以為然。但是，這種過度批判可能誘導出其實更不合理的未來執政模式。從而，整個國家反而陷入長期的困境中，難以擺脫。

台灣的民選總統其實才沒有幾屆。但是，幾乎每位民選總統都遭到多人嫌棄或唾罵。而他們其實同樣都是菁英，也都曾經被多人期許。他們沒能讓民眾滿意，我認為有部分是非戰之罪：是因為民眾理念不同，或民眾期望過高而低估情境的惡劣程度；從而，對領導者的評價也常常並不公允。而也因為如此，在選擇新執政者的時候，民眾也可能懷抱過多的或偏頗的期待，且又一再陷於失望。

民眾對領導者的不諒解，尤其是對異己立場領導者的不諒解，最大的問題是可能促成“零和遊戲”，或是讓零和遊戲作用得更徹底。零和遊戲就是因為人際間互相競爭或鬥爭，彼此互相抵消努力所得，以致總和累積成果趨近於無的社會過程。這是非常讓人遺憾的一種狀態。有學者指出，愈是在匱乏社會裡，零和遊戲的問題就越發嚴重。過去華人社會的長期發展遲緩，我以為“零和遊戲”極可能是關鍵的問題根源。而零和則可能與互相嫉妒、不信任、不能互相同情理解、難以進行理性溝通、不懂分工合作等有著最大的關係。

台灣現在的政壇也可能在進行著某種程度的零和遊戲。譬如說，馬政府與蔡政府都可能有他們們各自努力的方向，但是，後繼的執政者往往傾向否定掉之前執政者的路線與努力成果。譬如民進黨政府對馬政府的服貿與貨貿協議政策的抵制，以及現在藍營對蔡政府年改、能源政策所進行的抵制…等。將來新任的執政政府也有可能把前面馬政府與蔡政府、…政府的舉措全部歸零。結果，每次都必須從零再開始。如此，當然難有累積的成果。當然，台灣政壇實際上應該還不至於完全陷入上述零和遊戲的困境，但是，某種程度的互相抵消確實存在。

要避免政治零和遊戲，不同政治立場間就要多溝通，尤其是異議者間要盡量多些理性溝通。在進行對政治領導者或執政政府的評價時也要維持高度理性、公允的評價。

理性溝通需要異議者之間較多的“同情理解”。在承認彼此的有限性的前提下，帶著對異己一方的諒解，大家共同尋找最大公約數與最合理的改革途徑。

”同情的理解“其實是普遍適用於人際互動的一種心態與互動模式。這種互動模式不妨多用一點在對領導者的檢視中。我們不必神化領導者，他們是人，也需要被諒解。諒解並不等於放棄審視與批判，而是強調批判中帶有同情，帶有對領導者局限性的認知與寬容。

如果我們能更理性、更多些同情的理解，對每個政府的作為都有更中肯的評價，應該給予肯定的就給予肯定，應該保留的建樹就予以保留，整體的長期努力就會更能累積成果，我們的社會會更得到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