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對非樂思想之批評

    春秋戰國時代，周文疲蔽，浮華無實，只有外誇的文飾之美，而內在的實質內容空乏，文質之間已有截然二分的限隔，故當時的儒、道、墨諸子皆欲「以質救文」，然墨子是逆而救之，他徹底反對傳統的周代文化，其「以質救文」的「質」，不是像儒家所開顯之一恢弘盛大的道德精神主體，而僅是其「乾枯質樸之生命的直接表現」，亦即一切以利害為趨歸的「效果說」，深具「質而無文」的弊病，故不能開文運、立教化、潤澤社會生民（註6）。故其學說在戰國之後即湮沒而不傳，僅其救世赴義之熱情精神轉為後世遊俠之徒，足見墨子的學問性格的確有違背人情，不堪為常人所接受的困難，其「非樂」思想亦復如是，先秦諸子曾為此提出批評。

•  一、荀子

    對墨子「非樂」思想提出最直接顯著的批評者乃是荀子，他指出了音樂藝術最大的功用就是能陶冶人的感情欲望，使之能發而皆中節，進而導向禮儀，墨子於此則不明，荀子說：

        夫樂者，樂也，人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樂論篇）

    荀子顯然把樂視為人情之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且與個人的道德修養、國家社會的治平安定聮結一起而有密切的關係，樂不是「不中萬民之利」，反而有從感情上協調人羣社會關係的和諧作用，故他說：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閏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樂論篇）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論篇）

    樂甚至有保家、衛國、王天下的積極功能，故先王謹治其音，使之成文，他說：

        夫聲樂之入人之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論篇）

    因此墨子原本「非樂」的用意是在尚節用，簡約以求天下公利進而兼愛安治。但在荀子看來，「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固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富國篇），最大的原因就是墨子狹隘的功利實用主義限制了其思想層次之開闊伸展，「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篇），不了解審美和藝術活動可以在個人道德修養、社會生活、和國家統治上產生重要積極的作用，所謂「為人主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富國篇），這就是荀子的審美意識要較墨子深刻的地方。

• 二、莊子：

     莊子在天下篇中對墨子亦有相當篇幅的評論，基本上他對墨子救世之理想是極為稱許的，他說：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但他對墨子的方法及作為卻不表苟同，所謂：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因為墨子為求功利，力行節用儉約之道，乃至「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不能有絲毫需求之餘的享受，使「生不歌、死無服」，「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甚至要禁絕音樂，心靈缺乏潤澤慰藉，如此人生有何情趣可言，豈不是矯枉過正，違反人性了呢？墨子一人雖能獨任，這是他個人獨特崇高的救世熱忱使然，又豈能奈天下人亦能堪之？所以墨子的學說是難以流傳久遠，不足以為常道的，莊子的批評實是一語中的。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墨子「非樂」的出發點是正確良善的，他的目的是在譴責當時的王公大人在音樂方面的奢侈享受，破壞了社會上藝術欣賞與物質生產之間的平衡，超越了人民經濟條件所能負擔的程度，以致天下凍餒凶餓，無以自處。因此他「非樂」進一步的意義，是與「節用」、「節葬」相通的，就是要摒絕浪費，勤勉從事生產，以求「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節葬下篇），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但如果在國家安治富強之後，亦不能以禮樂教之人民，這就值得商榷了。在公孟篇有如下記載：

         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故治也。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此段話指出雖在國治之後也必須勤儉工作，若使人民為禮為樂，同樣會使天下瀰漫浪費奢靡之風，則無異於使天下又亂，勢必重新安治起，下場就跟三代暴王一樣，因此禮樂是不能治天下的，墨子這種觀點對音樂的否定實在是非常徹底。（註4）

    由此看來，墨子「非樂」的見解大體上只是片面狹隘的，這是受其功利主義的限制所致。「美」究竟是有用或是無用的問題，各家見仁見智，視各自的思想立場及對人的理解而定。孟荀與墨子時代接近，但就很堅持音樂在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教化作用，樂不僅是美的，而且是有大用的，所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記），可見興樂並非必然會喪國，因此墨子非樂之舉不免矯枉過正，不合人性人情。孫詒讓就指出「墨子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摒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蓻，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為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墨子閒詁序）。即使墨子「非樂」確能振起勤儉之風，然對天下安治的效果亦極其有限，充其量僅以治標，治本仍有賴其它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來配合，如為政者的操守、政治制度、教育風氣等等。簡而言之，音樂並非亂天下之「大故」，就算奢靡的音樂確實會造成浪費，但會造成民不聊生的更可能是「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天志上篇），因此治天下也非「非樂」即可竟全功。

    墨子之如此汲汲救世而倡「非樂」，實由於其「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樂上篇）的「義利」之心所使然，樂非所以治天下，故為求節用儉約必當「非樂」，我們只能說他的動機是對的、令人可佩的，但「非樂」的方法是錯的、不合人情的。墨子若真能體會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樂論篇），使人在合理節制之範圍內從事審美藝術活動，在節用勤勉從事之餘暇亦能休養生息、有所調適慰藉，墨子就不會被批評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莊子．天下篇），其理論始能合理、更切合人心。

• 肆：結語

     墨子的「非樂」乃是以實用功利主義哲學為基石，以行天下之義與利為鵠的，而以「三表」法作為論證人與審美活動間關係之方法。他承認音樂和文飾之美的客觀價值，但基於「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非樂上篇），他要將此人性中豐富的審美欲求限制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後，使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貴義篇），可見他不是直接從審美屬性上，而是從其社會效用上來否定美，這是他的侷限性。在中國美學歷史的進程中，墨子的「非樂」雖無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明確討論了社會中美與功利間關係的問題，並引發了各家對此問題的考察重視，其影響不可謂不大。先秦諸子對他的這些批評中，或有切中要害之處，只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皆一致欽敬墨子矻矻救世之理想，連非斥墨子為「無父」的孟子也讚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這也正是墨子深值傳頌千古、尊為先賢典範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