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過去四十來快速的經濟成長使我國社會結構產生急遽變化，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倫理秩序及制度都有極大的衝擊，緊張忙碌的生活、節節上升的犯罪率、淡薄疏離的人際關係、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使我們已漸漸感受到一種生命價值失衡和社會脫序的現象，這是台灣人民在享受四十餘年來高度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優渥物資生活之餘，所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的痛苦代價。畢竟經濟成長雖受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但當它達到某一高度則將取得本身的自主性，形成僅依經濟理性原則發展的規律，較難接受其他社會文化價值規範的支配，相反地，它還會反過來影響改變社會文化中非經濟的因素（此即韋伯所謂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脹），譬如曾經風行一時的股市、六合彩、投資公司之投機經濟行為，就是人心逐利而不返的表現；快速獲利、不勞而獲的思想已壓抑了傳統「不作不食」的美德。因此，當新的經濟型態逐漸成熟時，我們不能缺乏相映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而儒家所提供的經濟理想正好用以匡正偏差的唯利思想與投機的商業行為。

    儒家基本上是一人本思想，它認為財貨是附屬於人，而不是人為財貨而存在，若是本末倒置，一味地創造財貨而忽略了人原本存在的意義，難免造成社會價值的混亂與紀律的廢弛，這種以倫理道德價值作為經濟活動本質的思想，很值得現代企業主和政府有關施政部門深深思考。在這方面，日本正努力地實踐當中，而且也有不錯的成效，早在十七世紀，即有由商人設立書院，針對商業行為所需的道德教養傳授中國的四書五經，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中，諸多企業領袖也不斷倡導經濟與道德必不可分的觀念，他們有所謂「論語與算盤合一論」，成為日本近代產育發展的精神指導，而當今日本許多國際知名的企業財團更是將儒家的道德原則明文規定為公司營運之總目標或企業主個人的座右銘（如豐田汽車的「天地人、知仁勇」）。這種企業文化的特色在台灣卻不多見，也足見我國目前經濟行為的目光還很淺近，僅關心個人或所屬企業之私利，尚未將層次完全擴充到服務人群社會的道德公利上去。其實一時投機之利，取之未必有道，則事業必不久遠，如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反之若企業之運行有一定的義理存在，也就是實踐所謂的商業道德或企業倫理，即使有虧損亦在所不惜，那麼「近者悅、遠者來」，這個事業也才能有意義地發展下去。另外，政府過去財政性目的與獨占性利益的經濟主張，我們從其中央政府歲出總預算的百分比可以看出，社會福利支出和教育科學文化的經費只佔一小部份，而且沒有良好政策來規範土地和房價的飆漲，使貧富所得差距近來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些也未盡儒家養民均富的理想，都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其時換一個角度來看，儒家這種匡正導引之功也是為了社會更大的幸福利益著想，我們可以用經濟學上的理論來解釋，當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沒有直接償付某些應付的生產成本，而最後終由社會大眾來負擔這些損耗，這種效果稱為「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譬如工廠造成的空氣廢水污染、治安敗壞所帶來的不安全感、企業整併裁員的焦慮感等等，這些後果都必須由我們來承擔，那麼台灣表面上的經濟成就實質裏還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s），而人民其實要付出更多，才能獲取現有的經濟利益；相反地，經由儒家所提示的道德規範來實施經濟運作，現實一點說，這無論是在物質或精神層面的報酬率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政府及個人積極的從事長遠投資，而可以獲得更多私人利益之外的「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s），譬如社會公平正義的伸張實現，森林山坡地及動物生態的保育，安祥和諧的家庭環境，甚至於人生價值意義的肯定等。所以借用近來社會上流行倡導的「生活質素」一語，它除了是食衣住行育樂的精緻舒適化外，更迫切需要的是一種精神價值的維護、文化生命的承襲，以與外在世界和諧共存，所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學而），這才是儒家理想中的一個經濟社會。

    中國自古缺乏宗教之他律型態，而儒家重視個人生命精神境界之自我提升擴充，道德實踐很自然就成為修養開放人格的最高價值層域，其他一切人生的需求與價值都可說是由此基準而開出引伸的。因此在論及儒家對於經濟活動的看法時，我們絕對不能脫離其道德觀念的主導影響，然而在這種道德優先性的型態中，道德和經濟仍然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

     我們先肯定了儒家思想對經濟發展沒有妨礙，反而在對過去臺灣經驗的考察上，發現儒家提供了一種內在的精神動力，配合外在政治社會等客觀環境，造就了目前台灣的經濟成果。不過台灣今天只是從過去極度貧窮的境遇下開始大步向前轉型而已，其經濟前途是還有一大段路要奮鬥的。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要警覺到時代變遷，快速的經濟成長已經使台灣社會人文精神層面的質素有嚴重落後之感，儒家思想文化有逐漸失落之虞，社會人民開始崇侈黜儉，追求倖得的財富，不僅不求精神生活的提升，反而有愈趨下流的傾向，足見我們目前對儒家精神的實踐是不夠圓滿的；一種思想或行為只有成為「集體現象」（mass phenomenon）時才具有社會的意義，而儒家的思想文化在現代若只能成為少數人個別的看法或做法時，那我們就難以將其視為目前社會文化的象徵。其實道德是人類最良貴的精神節操，同時擁有道德和財富，才是一個均衡發展的健全社會，在台灣我們所要深思的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必須是一個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