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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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曾經認為儒家理性主義的精神是在適應世界，消除一切緊張（tension），但沒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來超克現實，所以無法發展出現代的資本主義，然而觀察今日「儒家文化圈」中各國經濟高度成長的經驗事實來看，已經突破了韋伯偏狹的解釋，我們有必要再採取另一種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

    黃光國先生在其《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一書中提出一個模式，他認為：（1）政治及法律；（2）經濟及地理；和（3）社會及文化等三大類因素，都是經濟成長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而在這三類條件中，以社會及文化因素最為基本：有利的社會文化因素加上有利的經濟及地理因素可以造成某一程度的成長；這兩大類因素再加上有利的政治及法律因素，才可能達成高度的成長；而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就乃是良好的政策與社會文化因素互動後，克服不利的經濟及地理因素所造成的。這個模式我們可以接受，其實現代的社會是一種緊密關聯的有機整體，而一個國家具有何種型態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會具體呈現在其政經結構與社會行為的特性上；當我們在探討台灣現代化之歷程中，政府曾經提供何種有利的政策條件，以及社會優秀充沛的人力資源如何有效地運作時，應該還有一個更值得強調的基礎是：我們傳統的文化價值所模塑的內在人格。畢竟社會一切的行為互動都是由此出發的，所以那些自以為台灣經濟的成功與儒家思想文化毫無關係的人，就是嚴重忽略了經濟成長中重要的非經濟因素（亦即社會文化因素），以下乃就幾個重要的面向來討論儒家思想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一）高度成就動機的群體主義

    儒家的本義是以「仁、義、禮」為核心所建構的一套倫理系統，而儒家思想對於台灣經濟現代化的助力，也必然是從人民日常生活的行為思想中有所影響，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一種對其所屬社會群體的強烈認同，使人自然接受階級性的觀念，尊重權威，強調人際關係，這種特質乃自儒家的精神傳統而來。

    古時儒者向以經世濟民為己任，自覺有一種「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使命感，為了群體共同的利益乃是仁心大公境界的展現，他可以用整個生命去體悟實踐應盡的責任義務，所謂「朝聞道、夕可死矣」（里仁），這其中就蘊含了極為強烈的行為成就動機。儘管是在現代的社會系統裏，對「成就」之內涵規定已經有了改變，但這種關心社會整體之利益，認為群體的目標和需求應先於個人的優良傳統還能保存，這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表現在企業管理的行為上，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在上位者或主管的權威，形成由上而下的規劃導向，並且在管理員工時強調人性、強調企業間的倫理規範，經營者對於員工的照顧，涵蓋的層面也就比較廣泛，甚至關懷到員工的起居生活，締結了全體員工的情感及向心力，如此就有助於群體任務的達成；而在西方勞資之間只是一種交易的關係，由雇主提供薪資與福利來爭取員工的認同，若是別家公司的待遇較高時，員工也是也正當理由可以隨時掛冠求去，造成離職率的偏高。我們雖然不能否認台灣的經營方式具有權責劃分不清、權力太過集中等缺失需要進一步檢討，但小自員工對於雇主的忠誠度，大至國貿競爭中企圖心特別強烈的企業家，這種忠於職守的集體合作及其價值取向，是能夠合力為台灣創造出一個富足的社會。

（二）強化經濟基礎的教育與學習功能

    儒家側重教育與學習的功能是很顯著的一個特點，孔子就是一位提倡有教無類的至聖先師，他本身非常好學，他曾說過「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君子博學於文」（雍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治長）等等訓示，此種積極求知問學的態度，成為儒家休養充實自我的起點，並嚴格要求其子弟克紹此書香門第。儒家的求學，不只停留在認知的層次，而一定要落在客觀現實環境中有所成就發用；因為求學的目的即在淑世，否則只是空談，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只有通過實踐，才算是完滿的求知活動。

    在今日的「儒家文化圈」國家中，我們可以發現各國普便地教育水準高，文盲率極低，新加坡的中學有所謂「儒家倫理」的課程，南韓和日本的中小學教育也充分融貫了儒家的倫理精神。而台灣很早就注意到儒家文化的復興運動與基本教育的普及；另外學生在踏入社會之後，也不乏許多進修的管道，諸如空中教學、補習教育、甚至以廠為校、提倡生涯教育和終身學習等，這些都是跟儒家固來重視教育與學習的精神有關，也直接有助於整體經濟結構的強化。因為國家進步的根源就在於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的素質與運用，而素質的提升就需要教育、訓練、及工作經驗，儒家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好學力行」的優良傳統，使得人才的培養、知識的進步、科技的發明等背後都具有強大的精神動力，有效地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

（三）維持社會秩序的倫理法則

    前文提到春秋時孔子賦予「仁、義、禮」一人性內在的基礎，目的就在於維持當時日益敗壞的社會秩序，可見儒家希求一種安定和平的生活環境，而從這裏規約人與人、人與社群之間合理的交往關係，發展出一套有效的倫理法則，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從仁心大公境界出發可以在各種具體情境下做出正當合宜的行為和價值判斷，進而引伸成為各項德目，譬如忠恕、正真、誠實、節儉等，這些觀念為古代中國建立起統一的人倫秩序，使天下人各安其位、各盡其份。而這個傳統在政治上就成為德治主義，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就是主張執政者反求諸己，以德服人，反對戰爭及殘暴統治破壞普遍秩序；另外在經濟上則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語），使君子之愛財，取之必有道，才不會因利害衝突而不奪不饜，攪擾社會安寧。

    東亞地區在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後便不再發生戰爭，台灣在安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下從事經濟規劃建設，首先政府為實現民生均富理想及照顧農民，很成功平和地執行了土地改革，以後更發展了計畫性自由經濟的工商業，在穩定中尋求經濟的成長。我們可以發現到，在台灣的企業機構中，勞資雙方的糾紛演變成為大規模集體性的杯葛怠工、或罷工等行動的機率並不高；雖然說，因為近年經濟環境及工商產業結構面臨鉅大轉型，使勞資對立的抗爭有愈演愈盛的趨勢，但相對比較於歐美各國的罷工規模之大，都幾乎使整個社會癱瘓來說，台灣的企業還是較傾向於以忍讓、協調的態度來緩和可能的衝突。畢竟儒家講「以和為貴」的「中庸」思想，就是強調相互依存的對立雙方必須達到和諧統一，在自身所應有的適當限度內發展，不要有「過」與「不及」的毛病，穩定了大體的社會秩序。在人民方面，儒家倫理道德的陶養更使得一般大眾較重視人格的休養自律與勤勉節儉的德性，所以過去台灣素以人民勤勞、治安良好著稱，而吸引了許多外商公司來台投資設廠，提升了工業技術水準。總之，儒家內涵溫和的倫理規範所維繫的大環境秩序，對健全工業化之社會結構實有莫大貢獻。

    以上泛指了幾個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利的精神文化因素，雖然不可否認地若沒有西方文化的接觸刺激，光憑儒家思想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任何現代化的質素來，然而在台灣我們強調了勤勞、節儉、教育、家庭幸福、及政府與人民間的安定共存等儒家倫理，正如同清教徒倫理有助於西方資本主義之發展，儒家道德倫理也貢獻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成長，這點還可從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成就中得到證明。所以西方的社會學家已經有人指出：今天世界上實際出現的有兩種型態的「現代化」，亦即除了西方式的現代化之外，儒家倫理乃是東亞現代化的重要源頭活水。這個觀點是我們可以贊成並加以推廣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