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柏森

参：墨家美學非斥儒家之功利立場:「無用論」

墨家美學是和儒家對立的，儘管墨子曾受儒教，然針對周文的浮華無實與時代環境之需要，他另創了墨家學派以汲汲改革救濟社會生民。如淮南子要略篇云：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貪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所以墨子對周文是採取否定的態度，他景仰效法大禹治水「身執虆垂，以為民先」之刻苦耐勞精神而「用夏政」，這也是有其時代背景的要求，春秋戰國遞嬗之際，禮壞樂崩，在上王公大人的驕奢淫逸「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財」（墨子，辭過篇），在下者不堪其苦。墨子出身於木匠，其觀點自然代表了社會下層人民的利益與需求，因此他的一系列主張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明鬼、非命、節用、節葬、以至非樂等皆歸結於實用功利主義。

（一）墨子美學的功利主義

統率墨子整個思想體系的乃是「義」和「利」兩個範疇，其美學亦不例外，主要是現在「非樂」這個命題上。此「樂」並不僅只音樂，在古代「樂」還包括歌舞誦詩，廣義的立言，墨子反對的是一切藝術審美之活動，否定他們有任何社會價值。這種觀點顯然是和儒家截然對反的，但這種對反是否具有合理性呢？我們可以首先考察一下墨子所謂「功利」的意蘊為何，他說：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篇）

        可見墨子所講的「利」必是「天下之利」，亦即所謂公利，而非個人私利。經上篇亦云「義，利也」，張純一先生解釋說「墨子以交相利為義，務以實利主義改造社會，非若孔子以後儒者視義利不容並立，故直以利訓義，謂利人即所以自立」（註四），可見在墨子思想中「義」與「利」是相通的，然而美之事物在此可否有任何義利之成素呢？在墨子看來顯然是沒有的，所以他才要倡非樂之說。 

（二）墨子「非樂」的理由及目的

    墨子認為音樂「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非樂上篇），耗費了社會上大量的人力物力僅供於少數王公大人之宴樂，在非樂上篇中他使用其一貫的論證方法－三表法，以「本之者」舉昔者齊康公興樂為例，結果是「虧奪民衣食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原之者」舉商湯官刑及夏代武觀等先王之書記載，興樂者必使上帝不悅而將殃，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用之者」更是列舉一系列理由說明為樂之不中國家人民之利，他說：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呼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呼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足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若此，即我弗敢非也。」

        此指樂器的製作並非如取水挖土般簡便，而必定要向百姓橫征暴斂，且樂器又不像製造舟車般的實用能使人休息肩足，所以墨子非之。 

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織績絍之事。

    此指即使樂器造好之後，樂器的演奏也必挑選耳目聰明、身體健壯、明白樂理的成人來擔任，荒廢了社會生產，且「食必梁肉，衣必文繡」來使演奏者的身材體態保持姣美，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的樂師們卻「掌食乎人者也」，完全是虧奪民衣食之財。 

                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此指樂器既已製成且開始演奏，然欣賞者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必邀及君子或平民同聽，如此則王公大人廢聽政，君子不治事，農夫休耕，婦人停織，天下豈不糜亂且貪矣。

以上所言王公大人的興樂皆是在奢侈浪費的環境中，而萬民百姓在下卻無法去除「三思」－所謂「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亦不能禁「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搶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所以「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這就是墨子很典型的「美」為「無用論」之型態了。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墨子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他的目的是在譴責當時貴族王公在音樂方面的奢靡享受，破壞了社會上藝術欣賞與物質生產間的平衡，超越了人民經濟條件所能負擔的程度，以致天下凍綏凶餓，無以自處，因此墨子「非樂」進一步的意義是與「節用」、「節葬」相通的，就是摒絕浪費，勤勉從事生產，以求「富貪眾寡，定危治亂」（節葬下篇），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 

（三）墨子「非樂」的實質意義

以上我們確認了墨子「美」為「無用論」的功利立場，可是能否就此論斷出墨子一律否定「美」的客觀存在呢？其實他亦承認某些美好的事物是人人所喜悅擁有的，只是站在義利的立場上要將其排拒在個人行為實踐的理想之外，他說：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張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因為墨子的義利價值觀完全是端賴對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能否有任何增進來判定，囿於當時戰亂民貧的背景之下，自然是要站在最基本的需求層次而非舒適或奢侈的層次來考慮人民的利益，而以「非樂」為先了。他這種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觀點擴大來說，便形成人們對食衣住行等各種日常活動僅只保持在儉樸質實的水準即可，毋須重視追求外在的文飾美觀，甚至精神層面之欣賞審美感受了。 

肆：道法兩家美學在「無用論」中的特別型態

    墨子的非樂理論既是基於功利主義的基礎，反對一切藝術形式和活動，從其他諸子學說中我們亦可找到有相同「無用論」的觀點，但其動機和思想的絕對預設卻是判然互異的理論來加以比較考察，那就是老莊哲學對美的事物之反對否定，和法家對藝術活動所採行的功利主義。

（一）道家老莊

老子否定審美藝術活動的根據最著名的一段話即是：

    五色令人色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

莊子亦有相同的論調，他說：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含其巧矣。（阹篋篇）

以上一般人很容易導出莊子反藝術之論斷，但和墨子從功利主義出發之美學相反的是：「老莊乃強烈地反對功利主義而主張採取超功利的態度去對待生活，這種超功利的態度，實質上是一種審美的態度」（註5）老莊對美的事物之否定，認為其無用，並不是和墨子一樣因其不中萬民之利，而是因為沉溺於聲色感官之享樂，對這些現實世界相對美醜之追求，實妨害了人絕對自由生命境界之提升，所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第二章），認為美的實質並不在物體客體之中，而是在於人主體的精神心靈，因此世俗所追求的美是毫無價值意義的，是無用的，只有「道」是最高、最絕對的美。而「道」乃是「無為而無不為」，其用乃是「無用之大用」，所謂「遊心於物之初」，即可「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莊子、田子方篇），因此其美學思想對審美活動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而實際上要比墨子非樂包含更深刻、更上一層樓的理論。以下我們再引述一段徐復觀先生的論說以資輔證：

老子乃至莊子，在他們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沒有藝術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種具體藝術作為他們追求的對象。…但是，若不順著他們思辨地形上學的路數去看，而只從他們由修養的功夫所到到達的人生境界去看，則他們所用的工夫，乃是一個偉大藝術家的修養工夫；他們由工夫所到達的人生境界，本無心於藝術，卻不期然而然地會歸於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之上。（註6） 

（二）法家韓非

法家對美和藝術的看法亦是奠定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我們以集大成的韓非思想為代表，他認為一個事物若僅有審美而無實用的價值那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法家把一切人倫社會關係都歸結於相互的利害爭奪，沒有任何仁愛道德的因素可言，美亦端賴其利益來產生價值，他的許多觀點與墨子簡直不謀而合，如他所謂「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十過篇）和墨子所提「其樂愈繁者，其治愈寡」（三辯篇）之命題毫無二致，皆以審美活動有違政治之利益而非之；且所謂「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事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五蠹篇），這和墨子所說「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註7）亦表達同樣見解。他要求審美活動必要以某種程度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這是很具有合理性的；而「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十過篇）則更是典型的「非樂」主張了。

然而韓非與墨子所言的功利卻有淵壤之異，墨子言利乃指「公利」、「義利」，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場發言，為天下人解除痛苦，謀取安治；但韓非的功利則特指國君個人的私利，其所謂「天下治」亦僅指國君之絕對統治權安定穩固，與人民的福祉無干，因此有時為達到君主統治的功利目的，他也承認美或藝術有其工具價值，其「無用論」並不徹底，他曾描繪一個故事：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外儲說左上）

按審美的標準來看，癸謳之歌使「行者止觀，築者不倦」應是比射稽所謳使「行者不止，築者知倦」要更具美感價值，因其使人凝神不紛，感而專注其美聲，但韓非的著眼卻重在所築之牆的厚實功效，射稽謳歌後工人所生產的利益較大，因此射稽要勝於癸，這明白顯示出韓非以功利主義來反對美和藝術，但當美和藝術能為人主創造某些利益時，又能當做一種有用的手段來看待，這和墨子功利主義的完全禁絕是有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