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柏森

伍：儒家對墨子藝術「無用論」之反駁

對墨子非樂思想提出最直接顯著的批評者乃是荀子，他指出音樂藝術最大的功用乃是能陶冶人的感情慾望，使之導向禮義並發而皆中節，他說：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樂論篇）

荀子顯然把樂視為人情不可或缺之基本需求，且與個人的道德修養、國家社會的治平安定連結在一起而有密切的關係，墨子於此則不明，樂不再是不中萬民之利，反而有從感情上協調人羣社會關係的和諧作用，故他說：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閏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論篇）

樂甚至有保家、衛國、王天下的積極功能，故先王謹治其音使之成文，這又用來辯駁墨子興樂足以喪天下的論調，他說：

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論篇）

因此墨子原本非樂的用意是在尚節用儉約以求天下公利進而兼愛安治，但在荀子看來，「墨子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富國論），最大的原因就是墨子狹隘的功利實用主義限制了其思想層次的開闊伸展，在儒家「美」的功用不限僅於使人息於安樂，極於欲望，更重要的還是德行人格的陶養，所謂「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記），這就是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篇）的短缺了。故荀子曾描述了一個以施行儒家禮樂，重視文章美節的理想社會來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之情境相對照：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知不足以管下也，不戚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敝文章，以塞其耳；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富國論） 

陸：結語

春秋戰國時代，周文疲蔽，浮華無實，只有外誇的文飾，而內在的實質內容空乏，「文」「質」之間已有截然二分的限隔，故當時諸子皆欲以質救文。從美學的角度來看，「文」是形式，「質」是內容，而「美」的最高層次乃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亦即「文」與「質」的統一。諸子中僅只有儒家的「文質彬彬」最能切合此層域，並賦與了周文真實的生命美感；道家是根本忽視周文，視其為外在的虛文束縛，而歸於主體自由消遙之精神境界，無法落實肯定現實世界「美」之價值；法家則是完全從政治事功著眼，欲解決時代轉型期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故「美」成為生活上所不必需者；至於墨家更是徹底反對傳統的周文，其以質救文的「質」，不是像儒家所開顯之一恢弘盛大的道德精神主體，而僅是其「乾枯質樸之生命的直接呈現」，深具「質而無文」的弊病，故不能開文運，立教化，潤澤社會生民（註8），莊子批評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天下篇），甚至要禁絕音樂，心靈缺乏潤澤慰藉，如此人生有何情趣可言，豈不是矯枉過正、違反人性了呢？「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墨子若真能體會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記、樂化篇），使人在合理節制之範圍內從事審美藝術活動，有所調適慰藉，墨子就不會被眾說批評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等類之話語了，其非樂理論始能更具合理性，更切合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