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三）儒家其他人格型態

在《論語》中，「仁」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在前述儒家的基本義理中已經指出「仁」乃人心大公境界，而「仁者」也就是真正能將己心之仁向外發用推擴以及於他人與萬物，所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就是最直接的說明。在《論語》裡面，孔子也常將「仁者」與「智者」、「勇者」對顯，孔子說: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

仁者安人、知者利人。(里仁)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這些對列比較其實都是以「仁者」為基準，因為若失去了仁者「愛心」(顏淵)之大公心，則知者與勇者就缺乏了一股高貴正覺的價值方向，不清楚為何而知、為何而勇；相對地，只要把握住仁心所自然流露出的一種生命超越企向，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志士仁人亦能勇敢地「殺身以成仁」(衛靈公)，正如孔子許之微子、箕子、比干日:「殷有三仁焉。」(微子)可見仁者對知者和勇者乃居一統攝而又相成之地位。

        至於「士」這一人格型態，基本他是屬於官府治事大夫中的一級，是平民晉身貴族的一個特殊階層，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重士的風氣大盛，他們對國家風俗禮樂的建立有重要的貢獻。在《論語》中對於「士」的稱述亦是著重在其士行的道德操守上，孔子說: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

        首先士必將其心志全部貫注於仁道理想之實踐上，所以可不關心其物質生活環境之低劣，這點和君子「謀道不謀食」(衛靈公)、「實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而)的特質實有共通之處，可見儒家對物欲需求的看法是可以貶降至最低的程度，僅獨稱人格道德之完滿為生命的意義。而孔子對於士行的等級亦作了三種區分: (子路)

一.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二.    「宗族稱孝，鄉黨稱悌。」

三.    「言必信、行必果。」

從上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士的價值等級是視其對整個國家、親族、或個人修養所能提供的重要性而定，畢竟士為四民之首，他所要擔負的責任比一般人為重，所以可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以上論及了儒家思想中幾種理想人格的型態，不論是「聖人」、「君子」，或是「仁者」、「士」，他們根本上都是以「仁、義、禮」思想一系作為其生命的本體，而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只是在境界及事功表現上有所偏重。「聖人」是最崇高的理想境界，然而並非人人皆能達至，故孔子罕言之；而「君子」則較能普遍踐行其道德人格，也是每一個人在進德修業過程中的初步實現；「仁者」以己所不欲，不施於人，由此公心出發，可統攝「知者」與「勇者」的生命型態；「士」身為統治階級之一員，不但要獨善其身，更有其特定的社會道德責任要完成，可稱任重而道遠。故從中國全幅人性的學問來看，儒家實在提供了最完美的德性人格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