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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理想人格之探討 (六)
2006/06/27 19:36:16瀏覽1671|回應0|推薦3

廖柏森

壹、               儒家人格與其它人格型態之比較

前章主要是從《論語》中孔子的本義來理解,相信對儒家人格能有某種程度的清晰性,而若是欲進一步獲得與中國文化中其他人格傳統有所區別的明瞭性,就必須作一些比較的工夫,以求更能豁顯儒家人格本有的義蘊。 

(一)儒家人格與道家人格

道家所推崇的精神人格在某種程度上恰好是儒家的對立面,它追求的是一種消遙無待、絕對自由的人格境界,所以反對一切造作虛偽的典章制度與禮儀規範,認為只有通過「致虛極、守靜篤」(老子十六章),使自我心靈不役於外物,歸返內心本真的性命,成為「至人」、「真人」、「聖人」等,這些道家的理想人格都能純任天真而合於天地萬物之運行,也就是合於道。如:

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大宗師)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漁夫)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

在此道家的理想人格變成是大化自然的一部份,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要求無拘束地表現人受於天的真性情,這與儒家強調通過外在禮儀規範來開放成全內在道德人格的型態截然不同。莊子甚至可以放棄外在形體的美感,而僅專注於精神人格的強度,這和儒家「文質彬彬」的這個命題正好相反。他說:

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德充符)

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德充符)

此「德」當非指道德,而是指道家內在的一種精神操守,往往一些體貌殘缺、行為不羈,而內心卻充滿超遠精神修持的人,反更能博得旁人的尊仰。對於這種「質勝於文」的看法,《論語》中還提供了一種洞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由犬羊之鞟。」(顏淵)

棘子成認為君子只要本質精純,何必須要文采文飾呢?這已經接近了道家質勝於文的傾向。但子貢卻認為文與質是一樣重要的,否則沒有毛皮的虎豹和犬羊有什麼區別呢?同樣地君子若沒有文,只存質,那他與小人亦是難以分辨。在此可以看出儒家對於人類文化、及作為人的全面價值有比較高度的重視。同一個本質,既可以表現在粗陋的形式中,也可以表現在文采之美中,而儒家顯然是看重後者之價值的。 

(二)儒家人格與魏晉人格

在魏晉時代出現的特殊人物是「名士」,其時的社會正盛行一種品藻人物的審美活動,他們專注於人物本身的風韻、神采、姿態等,直接加以觀照欣賞,其理想的人格美不再是儒家所重視的倫理品德之氣象,代表了時人一般的審美傾向及欣趣。以下我們可以《世說新語》一書為根據來考察一下名士特殊的生命型態。

名士的內在精神涵養是以三玄為依歸,喜就形上本體作玄妙的清談,殷仲堪就說:「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文學) 對於玄理的清談探索是當代名士所熱衷參與的社交文化活動,更是每一人所必備的學識修養。如: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學)

而且名士的人格型態也充備了曠放任達之性格,他們追求個體超越的自由精神,甚至可以視道德為無物,如阮籍即曾口出「禮豈為我輩設也」(任誕),而「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任誕),「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蔽」(豪爽),這些原是道德禮教最被嚴守之事,竟被名士們棄之於不顧,可見儒家所強調的社會規範已不是那麼容易束縛他們的自然情性。

另外在名士的外在儀表方面,他們追求一種瀟灑脫俗的飄逸形象,不再如儒家一般把典雅的服儀附麗於道德禮法之要求上,而賦與形貌一種獨立的審美意義。如:

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容止)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容止)

在此魏晉人格雖同是重形貌之美,但儒家所講的外在形式是具有節度典範的姿態,而魏晉之風尚則是直就人姣好之姿容來讚嘆之,因此「玉人」、「璧人」、「玉樹」、「珠玉」等人格稱謂只讓人覺得是一片光亮晶瑩的意象。

魏晉名士的率真自然之處是超乎善惡之外,只讓人有純美的感受,然而他卻無法像儒家一樣能夠擔起時代的責任,只能清談而對民生無所成就,正如蔡仁厚先生所言:「他們所顯示的只是一股清逸之氣,這種四不著邊,任何地方都掛搭不上的生命,正是典型的名士人格。」(註五)而儒家端正人生方向,暢通文化慧命的平實優點,也就於此突顯出來。

結語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這兩千多年來,透過各種面向及方式型塑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模式,成為每一個中國人深層心理結構中重要的一部分,使我們的思想行為長不自覺地在表現儒家所曾提示過的價值原則。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的義理仍能對現代的中國人提供非常大的精神動力。

尤其儒家是以人的整全生命作為學問,極端重視人與人、人與社群、甚至人與物事之間合理協調的關係,而這種關係進展到某種高度層次,就成為儒家所稱揚的「聖人」、「君子」之類的人物。當然在今天的社會裏,我們無法想像還有儒家聖人的存在,畢竟現代政治社會的客觀環境已過於複雜而使人難以自處;但儒家所高懸的文化理想仍然不可失喪,現代人至少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餘力謹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只要日起有功、積習漸久,自然能陶養成一套有秩序、尚禮義的行為系統。我們這個已經生病的社會也正需要這類「君子」、「仁者」、「士」型態的人物來振衰起蔽。

註五: 蔡仁厚先生《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頁228,文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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