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到禮儀之上，「隨中線而行」意味著對禮儀參與者的行為安排非常注重「樞紐性的中心和多數參與者的能動作用」。何偉亞因而提出，清廷的「賓禮」「未必涉及赤裸裸的夷夏之辨」，而是一個「通過確定中心、將一切納入清帝國的統治之內」的過程。這一「適中過程允許差異──也將他人之權力以一種理想化的等級上／下關係納入皇帝的統治之中」。（第123～124、128頁）這樣，「賓禮」不僅是清廷處理對外關係的原則和方式，而且體現了更為廣闊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構想。

何偉亞多次強調了清代「賓禮」在不同場合的「可變」性，而這一靈活性正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當然基本不欲違反體制（何偉亞曾猜測清代文獻中「體制」一詞的含意有時可能還包括皇帝本人的意志，說明他對皇帝的作用甚為了解），但當他願意靈活處理時，對絕大多數官員而言，上諭的份量恐怕超過禮儀文獻。實際上，何著中重建的史實表明乾隆帝自始至終全面深入地捲入並具體指導了使團接待的幾乎每一步驟（乾隆帝實際上可以隨時修改禮儀的具體步驟這一點，提示了「賓禮」規範政治行為的程度相當有限）。在一個以「人治」而非「法治」為特徵的國度裡，典籍中的「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具體到馬嘎爾尼使團之上，是皇帝還是「賓禮」更起作用呢？

在「法家」思想長期居於邊緣且「法律」主要指謂刑法律例的古代中國，禮儀與實際政治的關聯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一直注意不夠，而今後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但清代「禮學」的興起（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經學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即禮）在多大程度上可從權勢關係與權力運作的角度去考察，「賓禮」或相關欽定文現在後來19世紀清廷對外關係中的影響與作用等，還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和深入探索。若深入考察清代「五禮」修典者當時的言論心態，或能反映修典是否真以「用」為目的。蓋修典這一行動本身乃盛朝應有之「盛事」，初不必問是否真的要指導「政治」；到後來則或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但其本身是否具此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此作用，都還可考。

以前西方學界（在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多認為西方的擴張客觀上推促了世界各地向「現代」的轉化（即類似「現代化」的播種機），近年則越來越以一種多面相的發展視角來觀察全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何偉亞的研究在突破舊模式方面與上述趨勢有相通或傳承之處，但他對「現代」和「現代化」都頗有保留──他的後現代主義立場非常明確。這一立場以及他在研究中運用的後現代主義方法，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辯論和爭議。今日中國內地談論「後學」的已較多，但後現代主義研究方法尚未真正進入史學領域，（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