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前此的學者常常把他們的「話語」強加於清代材料，而何偉亞則擬「依據其自身的語彙來重建」清帝國的「領土間關係」（注意它使用interdomainal relations以區別於通常使用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特殊性」，並據此提出一種與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國禮儀」的新方式。（第28頁）

在過去西方「對禮儀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釋」中，禮儀是「古代或前近代社會的典型特徵」而「缺乏充分自覺的理性」，這就使禮儀在慣常的傳統與現代之分中居於「傳統」一邊，實際帶有「落後」的貶義（在這裡「禮儀／傳統」與「理性／現代」是兩分而對立的）。據何偉亞的理解，「賓禮」中的等級差序產生於並包含在天人關係的準則之中（即人是整合並擴展天道的執行者），禮儀控制著居上位者與居下位者的互動關係，是按天意行動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這一程序的一個部分。儀式上的表現（行為）囊括了廣及宏觀的宇宙（或天道）和具體到微觀的個人觀念態度，在此程序中的某人／某國的地位高下及對他人／他國的意向是通過禮儀中的方位和動作來體現的，因而一方觀察另一方的態度和意向，即是否具有「誠意」，也通過其在禮儀中的表現。

即使對何偉亞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周錫瑞也承認何偉亞在禮儀方面的研究成果「為加深我們對清廷禮儀的理解介紹了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詞彙」。^（注一）何偉亞以為，「禮儀的實施體現了權力關係的互動性調適，清朝的賓禮雖然有固定的方位何動作安排，卻不是完全依據定制的一成不變的生硬演示程序，而是在不同場合「可變而不拘泥的」。

他依據乾隆帝上諭中多次出現的「豐儉適中」一語，得出「隨中線而行」（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的概念，並以之作為第六章的標題。^（注二）這一對譯當然是不準確的，周錫瑞對此提出嚴厲的指責，並挖苦說這充分體現了何偉亞的「後現代想像力」。不過，周與何在這裡都有點「幸而言中」的意味。雖然何偉亞所本的中文詞語的語意要有限得多，但他對「適中」的感覺大致是不錯的，這證明了他確有其所倡的「心通意會」（empathy）的能力。何偉亞將「適中」理解為一個包括導向性規範行為的過程，「這一導向行為包含在適中的進程之中，使行動避免走向極端」（第123頁）。「寬嚴相濟」的確是乾隆朝各項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個重要原則，頗足以說明「適中」的結果正是朝廷在馬嘎爾尼使團事件上追求的目標。^（注三）

（注一） 周錫瑞：〈後現代式研究：望文生義、方為妥善〉，《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第113頁，案周錫瑞實際上並不欣賞何詮釋清朝禮儀的一些後現代「概念和詞彙」。

（注二） a centering path似乎意味著「中心」本身也是動態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識的動作中軸。如果何偉亞確實這樣看，則有些問題。在這裡目標和手段的著力位置是不同的：「適中」雖然是追求的目標，但作用力則在寬和嚴或豐和儉的兩端。這與上古舉四方以定中央的典型中國傳統思維是一致的（傳統中國繪畫中的「烘雲托月」技法亦然，意在彼而跡在此）。一言以蔽之，力的作用點在兩端而不在中心。

（注三） 參閱戴逸：〈乾隆初政和「寬嚴相濟」的統治方針〉，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年第1期。朱雍引用了此文並已將此觀念運用於馬嘎爾尼使團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