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在此所希求的，並不是古典文物的解讀，而是對於產生了古典文物且依靠它被敘述的中國歷史世界自身的解讀。

為什麼它會在那裡？為什麼它會是那種型態？它後來如何演變？那些變化又催生了什麼？那樣一個歷史世界在世界史中應該如何定位？我們希求解讀這樣的問題。為此，上述的他者化和相對化的程序就是必要的了。在此情況下，我們日本人處在儒教文化圈、漢字文化圈之內，又相對性地具有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特徵，這一狀況顯然是有利於上述課題意識的條件。

中國這一歷史世界如何在世界的歷史世界中定位，如何把既定的歷史世界認識相對化，如何使得世界認識多元化，這一課題將成為21世紀亞洲世界、伊斯蘭世界的課題之一吧。歷史正在要求我們為此而進行合作。

必須申明一點，我們並不是為了對抗一直覆蓋著舊的世界秩序的歐洲標準而強調中國標準的。所謂以中國為媒介而將歐洲的標準相對化，是為了使世界認識多元化。幸而，中國是豐富的文獻資料寶庫，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人能夠與中國人一同從事中國世界的探索工作，有著很深的意義。

我們是日本人，我們研究中國，我們的研究被翻譯而就教於中國的學者，是因為就終極意義而言，希望使得世界上的人們能夠相對化本國與他國這樣的認識前提，從而使世界認識多元化。

作為多元化中的一元，我們希望依據最為適合於中國歷史沿革過程的分析標準建構中國的歷史。這樣的建構，恐怕對於中國讀者而言也是新鮮的。我們期待著中國的讀者在這樣的新鮮感中，可以了解日本和韓國等周邊國家的研究對於自我相對化所具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