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此，我希望涉及日本人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

第一，是通過以中國為媒介而使歐洲標準相對化的過程，摧毀日本人從明治以來培養起來的關於近代化的優越感，開創那些促使日本人關於亞洲的新的歷史意識的可能性。

通過使歐洲標準相對化，日本人面前或許會呈現不依靠歐洲的標準而存在的中國整體結構。在那個時候，日本人才會有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理解中國世界這個他者的可能性。

在這一個半世紀裡，亞洲經歷了巨大的變動。我們姑且在亞洲現在也處在近代過程中這樣一個前提下，把1850-2050年這兩百年假定為亞洲的近代時期（亦即歐化時期）。那麼，從1850-1950年這前一百年，對於亞洲來說是苦難的時期，眾多的國家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被暴力逼迫著歐化。而在1950-2050年這後一百年，亞洲恢復了獨立，開始積極地接受了歐化，利用歐化自我更新，從而培養出了與歐美比肩的經濟實力，逐漸樹立起新的國際秩序觀念。

日本人把自己是為近代的模範、近代的「優等生」的一般社會觀念，是以前一百年的某些被視為現實根據的要素作為背景的。而在後一百年，亦即現在，這些根據正在喪失。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例證。但是，日本人喪失了依據的「先進」、「優等生」觀念，不僅在竹內好的時代沒有消失，在1950年以來又過了五十多年的今天，也還仍然在持續著。歐洲的標準還沒有被完全地相對化，觀念遠遠趕不上不斷變化的現實。多數日本人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觀念與現實的乖離，正如清末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落後、還在沉迷於中華之夢一樣，今天多數的日本人也沉醉於沒有根據的「先進」、「優等生」的好夢。

這是作為日本人的我最感到憂慮的，也是我最希望日本人了解歐洲的標準已經不能充分解釋亞洲這一事實的原因所在。在此意義上，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第一個意義，是痛切之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