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相關的例子，比如對於近代中國軍閥的歷史評價問題。

在迄今為止的歷史觀裡，從清末到民初的軍閥，一直被視為中國近代國民國家建設的障礙，往往被看做封建餘孽。但是，如果我們擁有與明末清初批判知識份子的歷史課題意識共鳴的經驗，能夠與他們一直在清代歷史的湧動中被一路帶到辛亥革命，那麼，恐怕對於軍閥的評價就不會那麼單純了。

在此我避免進行詳盡的分析，只能簡單地指出一個狀況。在明末清初之際，當時的歷史課題之一就是確立相對於中央主導的地方官僚行政，而確立由「鄉里」主導的地方行政，我們暫且稱其為「鄉里空間」。這個空間雖不能單純地在與官相對的民間空間的意義上論述，不過明末清初以降，直至整個清代，它膨脹為相當規模的空間。也就是說，它成為官僚與鄉紳、地方實權派、普通民眾等複雜地結合而成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裡，官與民相互對立，同時也相互補充，或者說相互合作從而相互利用；這樣，結果他們一起分擔了地方行政，這個公共空間也由此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空間。如果注意到這個鄉里空間的行程過程，把它作為一個基準俯瞰清代，那麼自然會觀察到這樣的一個王朝體制崩潰的歷史過程：這種「鄉里空間」在太平天國的湘軍、淮軍成立的時候獲得了質變的契機，不久，清朝開始遭遇到這一「鄉里空間」極度的膨脹（軍閥形成），面臨各省的獨立宣言，從而走向崩潰。如果注意到這樣的歷史過程，軍閥就不再僅僅是封建餘孽，而有可能被視為「鄉里空間」的一種可能性型態，或者被視為中國複雜的近代過程的中間產物，從而產生與以往不同的看法。當然，這種認識的建立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赤手空拳」地進入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文集為首的、清末的諸多文獻中去。

軍閥顯然是依靠歐洲標準無法準確衡量的中國歷史的產物。通過在中國的脈絡禮勾勒這歷史上的一頁，我們也得以使歐洲的標準相對化了，了解它在亞洲「本土」中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