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有著接受中國古代典籍的歷史，特別是貴族和武士等統治階級，都通過中國的古代點及加強自己的教養，或者把它作為治世的手段。也就是說，中國典籍的引進是為了日本權貴自身的修身或者本國的治世，不是為了研究它。到了明治時代，大學裡設置了漢學科，中國的古代典籍被視為研究對象，但是江戶時代的學風仍然遺留著，儘管古代典籍成了研究對象，但是通過這些典籍來研究中國的研究者，除了津田左右吉等人之外，依然是罕見的。

本書是為數不多的、意在通過研究中國的古典而研究中國的學術成果。什麼是通過研究中國的古典研究中國呢？它不意味著培養自身的教養和知識，亦即不意味著每天早上夾著皮包到中國古典文獻事務所去上班。反過來，它也不意味著古為今用，亦即不意味著以現代的方式隨意全是中國的古代典籍，讓它服務於現代的目的。

研究中國，是以中國作為媒介，或者說以中國作為方法，從而把現代的日本或者現代的亞洲，進而把現代的世界「問題化」。

具體而言，它意味著在迄今為止的以歐洲標準為世界標準而建立起來的世界認識當中，提示以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世界的存在，並且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對象化的世界的時候，包含這些無法被歐洲標準所完整包容的世界；而在這樣的世界整體能夠建立的時候，進一步把它作為媒介，作為方法，使得歐洲的認識標準得以相對化。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基本上不能套用歐洲標準加以把握的世界。如果說日本人研究中國具有意義的話，它的原點也正在這裡。

那麼，這種以不能套用歐洲標準把握中國為媒介和方法，把歐洲標準相對化的認識過程，具體而言是怎樣的呢？

首先，它重新審視和揭露歐洲式認識標準在亞洲造成的歧視與偏見的痕跡。前面我曾經指出過──「亞洲的現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先進的日本與落後的中國這樣的圖式正在失去現實依據」，但是在此我要補充一點，即儘管現實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但在一般日本人中，那種主觀性的「先進的日本」的構圖卻仍然是通行的感覺。其次，作為這種通行感覺的理由，歐洲標準以外的其他標準，例如把中國對象化所需要的「中國標準」，還沒有成為共識。基於這樣的現狀，為了把握一個整體性的中國世界，究竟如何做才是有效的？就結論而言，恐怕只能是虛懷若谷地深入中國世界的內部。我把這樣的過程稱為「赤手空拳地進入中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