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　李慶著，《日本漢學史　第三部　轉折與發展》（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頁1-4。

本書是筆者所撰《日本漢學史》的第三部，論述的是1946-1971年日本漢學的歷史。第一部《起源與確立》、第二部《成熟和迷途》已經分別於2002年、2004年由上海外語出版社出版。

關於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撰寫體例、出版經過等有關問題，筆者在全書的〈前言〉（見第一部）和本書的〈後記〉中，已經有所論說。原本設想是三部一起出版，讀者自然就可以前後參見。但是，現在各部書分別單獨出版，所以就有必要對第三部的相關問題再作一些簡要的說明。

1945年夏，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德、義、日法西斯聯盟的覆滅，揭開了人類歷史新的一頁。戰敗後的日本社會，在美國為首的佔領軍控制下進行了改造。日本的漢學也隨著社會的變動，經歷了巨大的轉折，出現新的發展。

首先，日本漢學研究的社會基礎有了轉變。舊日本帝國一朝崩潰，被軍國主義專制統治和戰爭強行推到後台的社會各種勢力，又重新回到舞台的前面；被壓抑在地下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烈火，沖湧而出。其次，就研究的內容而言，在戰爭中，為當時日本帝國侵略擴張政策服務、作為軍國主義奴僕的糟粕被割棄，有價值的部分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又長出新的枝葉。由於西方學術思想的介紹和西方學術交流的加強，出現了大量從新的角度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成果。再次，研究人員也有所更替。新湧現出的人員中，有不少到過中國，有過戰爭的苦難經歷，這就使他們的研究，具有滄桑感，帶有深刻性。而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經濟的起飛，在日漸豐厚的經濟支撐下，日本的漢學研究向各個領域展開，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後一階段的興盛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國際的冷戰態勢，自然也給這一時期的日本漢學打上了鮮明的時代色彩。鑑於上述的狀況，筆者把1945-1971年間視為日本漢學轉折和發展的時期。

從日本漢學的展開形態來看，最初是若干代表性的學者在傳統的土壤上作了開拓性的工作，其次是以東京和京都的帝國大學為支柱，成為專門的學科；再次，逐步擴展到各個舊帝國大學和私立大學。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舊帝國大學的改制、各地區出現新的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吸收了大量的研究力量，使原來佔有「霸主」地位的帝國大學的學術地位發生動搖，出現了以地域性為主的研究態勢。因此，在這一部中，筆者的論述也從注重代表性人物向兼顧人物和地域的方向傾斜。

這一時期日本漢學突出的研究成果，有如下一些方面：

受到歷史唯物主義思潮的影響，有關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問題，成為漢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在各個領域中都有所反映，與此相關，社會經濟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世界史研究的進展，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宏觀事也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日漸增多，考古學、東西交通史、中國邊疆史、敦煌學等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思想史和宗教研究的領域，從語言學、闡述論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文化基礎觀念、範疇有了長足進展，中國的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研究，抹去了政治色彩，顯現出和以往不同的形態。佛教史研究，從前一時期的通史研究向斷代史展開。道教研究和歐美有關的研究相呼應，日見精到。

中國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進一步確定，在各個歷史階段和各個不同的文學領域，都湧現出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中國語學研究，脫出原來日本「訓讀」的模式，開創了以現代讀音為重點的現代漢語研究，音韻學、語言學史研究都展現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