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弄清海外漢學的學術史，將其置於各國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是我們汲取他們結論、學習其方法的前提。這樣，從國內的學術研究來說，不僅要有一批專業的國學研究者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分析國外漢學或中國學，也同樣需要一些人從整體或專業的角度對各個國家的漢學學術傳統進行梳理和研究，作漢學史的研究。莫東寅先生就是這一方向的開拓者。當代研究日本中國學的嚴紹璗先生，在對日本中國學的研究中就是這麼做的。李學勤先生曾說過：「作為中國人，去看外國的漢學，不僅要知道漢學的具體研究成果，還應當研究漢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從這一點而言，我們的國際漢學研究也就是漢學史的研究。」

還有另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即漢學不僅是其所在國家學術傳統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化脈絡的一部分，如果不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加以審視，在學術理解上也會產生問題。這一點我在這裡不展開論述，僅作為一個問題提出。

其二，尊重前人的學術成果，遵守學術史研究的規範。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學術史的研究。文科研究的承接性很大，我們總是在前輩學者的成果和傳統中發展與創新，所以學術史的研究很重要，這就是章學誠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術研究就是「接著說」，這一方面包含了對前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唯有此，我們才知道這種研究有沒有價值。這也是我們再版莫先生此書的用意所在。因為我們看到，在這些年的漢學史或中國學史的研究中，有太多的重複性研究，有些文章和著作對前人的研究全然不知就信口開河。對前人研究的尊重不僅僅是對國內學者，同樣也包含國外的學者。因為在漢學史的研究上，特別是國別漢學史和西方早期漢學史方面，國外已經有很好的著作和論文。在研究中借用他們的成果當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將這些研究成果從外文轉換為中文時，不加說明就變成了自己的一種研究。也鑒於此，我們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在組織翻譯國外漢學著作時，將漢學史著作的翻譯，特別是西方當代學者對歐洲早期漢學史的研究著作作為一個重要內容，我們已有一批這樣的西方漢學史研究著作陸續翻譯出版。學術史的研究就是使後來的研究者在研究時產生敬畏，有所顧忌，要遵守學術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