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今天看起來，這本書是過於簡單了，在材料上受石田幹之助的影響較大，但在學術史上卻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我們今天再版這本書，至少有著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漢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漢學史的梳理和研究。海外漢學或中國學在國內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看來，主要是知識和方法兩個方面。從前者來說，漢學或中國學直接提供給國內研究者所不具有的知識，如伯希和的敦煌研究，就是直接利用了藏於國外的敦煌文獻。當時國內學者不具備這些條件，以致於有人說「敦煌在國內，敦煌學在國外」。又如對入華傳教士的研究，無論是對清前中期的入華耶穌會士研究，還是對清後期的新教傳教士研究，都是這樣，因為很多傳教士的外文文獻在國外，國內學者無法使用。從研究方法來說，當國內學術發生學術「範式」的轉變時，國外漢學或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就會極大地啟發國內的國學研究者。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前有民國時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中古漢語與法的研究，後有今天美國費正清和柯文的晚清史研究。這種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研究海外漢學和中國學當然是可以的，這也是國內國學研究領域目前對海外漢學的基本態度和方法。

但這種拿來就用的態度和方法隱含著兩個問題。一是漢學或中國學在本質上是國外學術脈絡的一部分，即它在知識內容上是中國的，但這種知識的傳承卻和中國學術的傳統和學術史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漢學或中國學雖然把中國作為研究的對象，但他們的術語、思路主要是受本國的學術傳統影響。如西方漢學和中國學有的很悠久的學術傳統，不同的國家有的不同的特點，如果對此一無所知，僅僅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看西方漢學或中國學，對其結論和方法拿來就用，在對這些結論和方法的理解和運用就會產生問題。如果不知道從瓦羅到賈柏蓮的西方早期中國與法研究，如果對從雷慕沙到葛蘭言的法國漢學的進程不清楚，那很難理解高本漢的問題從何而來，他在繼承誰的學術傳統，他在批評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