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德衛對儒家的研究是從清儒開始的。他早年專注於章學誠，前面提到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時代》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這本《儒家之道》，在很多地方都牽涉到章學誠。倪氏對章學誠著名的「六經皆史」有獨到的解釋：不把經典看成是存貯永恆真理的寶庫；這就意味著，經典不是「空言」，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典才值得我們尊敬；經典不是聖人為提出教義而故意寫的，而是不知名的人的多年積累所得，也是古代完美社會的人民之實際的歷史經驗的有形遺跡；人們研究經典，不應該是為了明確的教導，而應該是為了直覺地把握「道」在人類歷史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本書經常把章學誠和兩千年前的荀子聯繫起來，以章氏作為荀子理性主義的後繼者。倪德衛還把章學誠與戴震做比較，認為他們代表了兩種類型的自然主義。作《孟子字義疏證》的戴震，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捍衛孟子的人。但是，倪氏指出，戴氏自稱為孟學者而實際上像荀子一樣思考。雖然戴震的語言是孟子的語言，但是，他確實用荀子的方式奠基道德的基礎。倪德衛在本書對明清哲學的研究中，對王陽明下的功夫最多。倪氏認為，王陽明在寫和講他的哲學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實踐和教導一種宗教（對於王陽明來說，良知是「內在的上帝」，也是外在的上帝；它是信仰的對象）。但是，這種宗教不是一種獻身和拯救的有神論，而是一種自我轉化論。日本學者岡田武彥曾將王陽明作為中國的存在主義者，倪德衛不同意這種看法。在他看來，王氏的哲學與存在主義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上的，而實質上完全不同：西方的存在主義有深深的焦慮感和悲觀感，而王陽明認為，最好的生活不是持續焦慮的生活，而是即使在哀痛中也要保持快樂的生活，是快樂而不是憂慮才是人生的常態；西方存在主義的自由表明了一種沒有方向的唯意志論，而王陽明的自由是一種有方向的自然狀態；西方的存在主義者強調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衝突，以為外在世界對人是完全冷漠的，而王陽明則堅持萬物一體，世界對人是友好的；西方存在主義以為我可武斷地、獨自地作出決定，然後將這些決定強加到這個世界之中，而王陽明認為，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並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

本書的優劣長短應該任由讀者去評判。譯者的職責是盡量用讀者能懂的語言去盡可能地反映原作的意思。我的職責履行得怎麼樣，當然要由讀者判定。歡迎讀者指正譯著中可能出現的錯誤。【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