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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 Kirby(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中文版序 (二)
2007/01/06 16:38:14瀏覽338|回應0|推薦0

只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講,中國與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同為主張修正國際條約的國家,因此在國際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標,但她們均被排除於國際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樣一種地位卻使得她們皆能無拘無束地創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並在領導人物中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證──某些中國領導人理解為兩國之間的「共同的命運」。人們可能會說中德兩國在意識形態尚有某種共鳴之處,特別認為中國對德的態度是將其是為中國發展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式或良師益友。由於中德關係中並沒有實在政治利害關係,使得雙方外交部變成處理日常工作的機構,而與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合作越來越不相干,這些則已成為其他部門的事;這也允許各種從事這些合作的信託機構和協會一時穩定地增長起來。

南京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就是一個恰當的實例。在中國國家機構中雇傭外國人是中國政府引進外國「文化」的一種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接受外國的專門技能,得到技術援助,而又不會使政府之間的關係陷入太多的麻煩。儘管向前可以追溯到元朝和明朝,但在規模上成為一種意義重大的一般性慣例則是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外國專家在許多政府部門供職,發揮了廣泛的功能。他們大部分以個人的名義受到雇傭,其他人則得到了諸如國際聯盟等跨國組織和私人慈善機構的贊助。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通過單個的私人合同得以雇傭的,甚至當雇傭是由其他代理機構來進行時也是如此。他們的「非官方」性質使中國政府可以在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延長或解除合約。在所有的這些嘗試中,正是德國軍事顧問團取得了理所當然的成功。

既然軍事顧問團的工作不涉及提供顧問的國家自身的軍事戰略,那麼,無疑它就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蘇聯在1920年代和美國在1940年代的情況則不是這樣。然而,那也是置身於合作中的德國人和中國人在文化方面親和力的結果。例如,Max Bauer呼籲蔣介石在人民聯盟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國家就非常適合蔣氏本人的政治觀點與感受。德國的經驗向中國領導人提供了同一個外國進行合作的可能性,而這個外國的發展道德觀──正如蔣氏和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樣──是同他們自己的觀念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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