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位外國作者來說，看到自己撰寫的關於中華民國史的學術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無疑感到十分榮幸。我非常感激陳紅民教授、陳謙平教授以及申曉雲、武菁女士所做的傑出工作以及他們的耐性，感謝錢乘旦教授的校譯工作，也感謝陳意新先生最初對這個翻譯計畫所給予的鼓勵。我特別要對張憲文教授給予的支持表示謝忱，他已使得南京大學成為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中心。

自本書英文原著於1984年出版以來，關於這一課題又有許多著作相繼問世。Francoise Kreisser對多方位的中德文化關係進行了出色的探討。在柏林，Roland Felber（費路）、Mechthild Leutner（羅梅君），尤其是郭恒鈺，為促進中德關係史研究的新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台灣，早期的中德關係也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奇怪的是，恰恰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德關係史的研究卻很薄弱，論著甚少。

這或許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因為中德關係就某種程度來講，在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既重要又獨特。這裡，我僅就一個方面的內容試加評論，即：文化關係在構造中國同其他國家間合作框架過程中的作用。這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講比較薄弱。

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中國大陸期間中國的三個主要合作國家中──依年代的順序她們分別是蘇聯、德國和美國──與德國的關係在許多方面是最真誠的，彼此也十分滿意。它也是這樣一種關係：即相對於這種關係中的其他因素而言，兩種文化和經濟之間的交往顯得最為重要。在這三個夥伴關係當中，1937年以前的中德關係是極不尋常的，因為這種關係並不是建立在對全球性或區域性強權政治的共同興趣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考慮共同的戰略需求之上。儘管在那裡發展的是一種相互受益的軍事關係，但對任何一方來說，並沒有朝著特定的政治或戰略目標進行具體的合作。毋寧說，是中德之間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廣泛文化交流維繫了她們之間的夥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