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文化和思想

我已經提到過從新石器時代到「文明」興起之間的過渡時期。要討論這一過渡時期，就必須以完全「單線條」的和跨文化的方式，依照世界歷史的共同「發展」來加以討論。文明的因素在各個地方似乎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隨著人類從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演進，我們看到國家的興起、階級的分化、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發明、灌溉和戰爭技術上的重大進步、開始使用貨幣、宗教和書寫專家的興起等等。

當然，並非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曾發生過朝向文明的演進過程，在這一點上，人們可以完全同意Levi-Strauss的看法，那些沒有加入這條道路的人類社區，在面對著人類命運壓力的時候，仍然還是像他們過去一向行動。相當一部分人類並沒有「向前」進化到文明狀態之中，仍然是個沒有確解的問題，儘管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地理和氣候的制約作用。在其他情況下，理由就不那麼清楚了。然而，無論如何文化仍然是一個超越了「原始」／「文明」這種機械區分的範疇。

然而，假如文明的重要「歷史進展」都屬於單線條的演進歷程，那麼，為什麼還要強調文化的差異性呢？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思想史家必須與那些強調文明內不存在著文化差異的文化人類學家一同從事這項事業。假如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去沉思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和印度的藝術成就，很明顯，我們就會被它們在宗教和文化上不能通約的差異所震動。然而，即使我們轉向某些人會認為是「更硬」的領域或社會、技術和政治發展，我們也會發現，上面所列的各項「文明」要素並沒有以相同的步伐或是以相同的方式在所有這些文明中發展起來，它們也並非都必定在充滿於這些文明之內的文化取向中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在中國，城市的作用似乎和美索不達米亞並不相同，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似乎在印度要比在中國出現得晚得多，而且他們所起的作用也次要得多。張光直認為，從起源看，在中國和在美索不達米亞，書寫的作用也十分不同。如果我們假定，其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的半坡陶器銘文的確是後來文字系統的萌芽狀態，那麼張光直認為，它們可能就是家族、家系和氏族，或者這些當中某一個的某個部分的「標記和族徽」。^{（註十六）}他注意到，把符號用於社會團體的身分認同，就與「近東文字起源於記帳系統」形成了鮮明對照。^{（註十七）}不論這一假設是對是錯，其中心論點還是可以成立的。在不同的社會綜合體中，文明的「因素」可以起著十分不同的作用。

然而，與某些文化人類學家不同，思想史家必須對所有那些為整個文化提供了超時間的、超問題意識的「關鍵答案」（keys），對提供了導致得出「西方文化是x，中國文化是y」之類魯莽的、全球性命題答案的一切努力保持著深刻的懷疑。和希臘古代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對古代文明的那些問題也不會提供單一的反響。從軸心期時代這些文明的共同文化取向之中所興起的並非是單聲道的反響，而是得到相當程度認同的問題意識。當人們從整個文化取向的層面下降到問題意識的層面上時，跨文化的比較就會變得激動人心和富於啟發性。真理往往存在於精細的差別之中，而不是存在於對於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儘管人類還存在著由各種更大的文化取向所造出的迄今未受質疑的差距，但在這個層面上，人們又再次找到了建立普遍人類話語的可能希望。

總而言之，我想再次強調這項事業的若干限制條件。在處理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時，我不求面面俱到，也不追求要處理現代的中國、日本和西方文獻中所提出的全部問題，毋寧說，我是將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對我來說似乎具有特別重要性的論點和論題上。

儘管我也試圖與文獻學研究（從事辨別真偽、標定時代以及文本重建等任務）的前沿研究保持一致，但我並不試圖概括這方面的學術成果，也不試圖對於那些我傾向於並加以支持的（文獻學）觀點給予長篇大論的辯護。但我不以為這些問題與思想無關。要是真有人能夠證明，老子文本中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已經編撰成書（crystallized），就會影響到本書中所提出的某些觀念和假說，即便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觀念和假說。思想史因而就成為很冒險的事業，但冒險是不可避免的。

最後，既然現有的古代思想史方面的文獻數量巨大，我也不試圖對它們進行全面的綜述。我的參考文獻表主要提及的是書中提到的以及關於某些其他論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