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思想史

因為文化人類學和思想史都共同關注人的意識生活，這裡對它們兩者之間的關係略陳己見。可以肯定，有多種文化人類學。Levi-Strauss依據各種結構來思考文化，它建立在與結構語言學作類比的基礎之上；Geertz卻強調符號和符號系統。然而，他們都把「文化」當作幕後操縱性的實體（superordinate realities），這些實體似乎指在人類意識生活的「背後」活動，並且「通過」人類意識生活來展現自身，於是，人們又一次表現為普遍模式的具體例示物。在討論神話的時候，Levi-Strauss說：「我們想要表明的並不是人在神話中是如何思維的，而是神話在（人們）不知道它的情況下自身是怎樣在人之中思維的。」^（註八）Geertz把注意力集中在符號和符號的決定性作用之上。在某一處，他還給出了關於人類（Homo Sapien）是如何從靈長類（primate）狀態之中誕生出來的猜測性論述。在漫長的歷史中，將靈長目塑造成為人類的東西就是被稱為文化的「外在」力量。水獺被預先編程，會建造像水獺堤壩那樣複雜的東西。然而，正在興起的人類──姑且假設人類還沒有形成文化──卻是特別無定向的、未完成的、其行為還不確定的被造物。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人「丟失了」一部分生物性的天賦程序（program），其新行為最終是由象徵和符號這樣的「外在」力量塑造而成的。「人類擁有一些教導，它們存在於預先編碼的流程圖和規則、狩獵的知識、道德體系以及美感判斷之中，在這些教導的指導之下，人類建造了大壩和蔽身之所，找到了食物來源，把他們的社會團體組織了起來，或者找到了性伴侶。」^（註九）當我們閱讀到這一段論述的時候，眼前突然浮現這些藍圖的形象，不知怎地，這些藍圖就將它們自身內化到了尚未成形的、幼稚的有機體之中。

通過在文化「模板」（templates）和生物基因之間進行類比的手法，Geertz強化了這樣的符號性實體（symbolic entities）的觀念：它們既具有能動性的力量，又具有獨立的存在性。我們在日常經驗之中遇見的藍圖完全是一種只是由於以前就已經存在的預見、想像、推理、思慮以及其他能力才能使得他得以誕生的惰性符號對象。而一個物種並非只是惰性的藍圖，它是一種自身有能力使其「信息」在有機體中實現自身的動態有機結構，而一幅藍圖絕對不擁有任何能夠建造一棟建築物所需的能動性能力。宗教體系、儀式、規劃產生於先前存在的人類氣質傾向。不過，我們不用諸如「未完成的」和「不確定的」之類的消極詞語來描述人類從靈長類狀態之中誕生出來的過程，而是這樣描述人類：人類不斷地開發出了具有預見力、想像力和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在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意義上）的各種新的氣質傾向，而正是這些氣質傾向為文化符號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於是，一種奇怪的動物誕生了，為了和其剛剛感受到的環境打交道，這種動物就必須產生文化。他甚至還是這樣一種被造物：由於他即便對自身也有神秘感，覺得他自身存在著問題，所以，對於同一個「生存性的」問題，各自也會給出相當不同的文化答案。Geertz本人曾貼切地指出：「從物類看，它們（文化模式）所服務的取向和要求是屬於人類的。有關生存性的問題是普遍的；作為人類，他們對它們的解答卻是不同的。」^（註十）

因而人們如果不是採取以現存結構的具體符號系統的談論，而是採取以共同體（甚至是由共同體組成的更大集合體）中最終流行開來的特定主導取向作為研究對象，也可以很好地談論文化。這些取向導致了符號的產生。因而，在我們看來的確發現了證據，能表明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在華北平原的人們之中存在著某些廣泛而共同的宗教取向。然而，其他共享的取向只是在後來才逐漸地誕生。有人談起過對於政治秩序的某些態度，並把它們看做代表了中國文化之中為人們廣泛共享的取向，不過，這種取向看來只有到了歷史時代（historical time）才能真正地誕生出來。

某些文化取向很明顯地反映了地理與氣候環境的限制作用。然而，撇開這類完全屬於外在的因素不論，即使我們處理的是其起源已被歷史迷霧遮蔽的取向，這也不意味著，它們完全產生於與漫長的歷史時代中無數真實的人所進行的自覺思考、反思與想像毫無關係的某種「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

如果說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識生活是習慣性的和不反思的，他們依賴的是由「古人的意見和生活規矩」（或者，用柏克的術語說是「未受教育的情感」［untaught feelings〕）所構成的不言自明的假設，這樣的說法是十分正確的。這不僅對於那些產生於原始文化取向的種種意見來說是正確的，甚至對於種種學術態度（attitudes）來說也是正確的，那些態度源自這樣的學說：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中，人們對它們的歷史起源有著明確的交代和高度自決的意識。

如上所說，在中國，的確存在著起源於史前時代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取向。當然，還有可能存在著只有伴隨著文明的興起才能出現的其他文化取向，甚或還可能存在著某些只有在精英文化內部，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人為的意識才能興起的文化取向。

在本書所考慮的這段歷史時期內，這些文化取向──至少在某些圈子裡──已不再只是「借助於人來思考它們自己」的尚未明說出來的「傳統」預設，或者說，已不再是未受教育的情感，因為這種情感不會使人們停留於「在該做決定的時刻由於不決，疑慮重重，困惑不解而毫不果斷」的狀態。^{（註十一）}與此相反，在本書所考察的文本之中，這些預設或受到了自決的辯護，或受到了自覺的質疑，不管怎麼說，它們全部被給予了各種不同的解釋。這些共享取向本身的內容在絕大多數時候是模糊和籠統的，在麻煩叢生的時代，它們就為接受各種不同的解釋，甚至還為「反文化主義」的進攻留下了機會。對共享取向本身的解釋就變得歧見叢出──甚至是「不能斷定的和懸而未決的」。在共享文化規範和實際的行為狀況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但在大多數文化人類學文獻之中，對這一鴻溝的完整而普遍的感受，卻幾乎沒有作為一個問題出現。在本書探究的文本之中，它卻是一個隨處可見的問題。我們還確實發現了一些似乎超出了被認為代表著主導性文化取向的思維邊界的觀點。總而言之，我們在本書中處理的不僅是文化取向，還包括決定性地塑造著文化取向的進化過程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