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值得憂慮的是：不論是「不隨順天意的自我」也好，抑或「自我責任大半依託天意，不能滿足於步隨既有理路的自我」也好。對熱心追隨天賦之理的學問，當然可以稱之為心學。但若根植於「性即理」，而非「心即理」的觀點來看，「心即理」的說法將心與理視同一體，但主張「性即理」觀點的人不能承認心創造「理」此等全面一元的觀點。但從心學的立場來看，「性即理」之說在心與理之間留下了微妙的縫隙，其缺陷或許在於將人類自身的主體意識、責任感加以稀釋。陽明所謂心學，對傳統保證心之安定的種種要素，理也好、善也好、天也好，國權或道統，全都收束為一己自身的責任，然後從根源處對一切既存的秩序加以反省，心的存有狀態既是萬古長新也是周遍含容的。「良知乃造化之精靈」並非意謂著良知在物理性的層面創造宇宙萬物，而是意味著人類經營、創造生命的全部責任都由良知一念加以承擔，進而影響擴及宇宙萬物。

對於心學的這種特色，類似「過分信賴心的能力，全憑個人異己的個人判斷」或「完全沒有善惡是非的判準，過分盲目地躁進」或「違逆人情自然」等批評始終不絕於耳。但陽明心學並非是「無批判地將判別善惡標準的自由放任一心」或「無視於外界而任由自心獨行別路」或「鼓勵刻意的反對傳統」，而是看到心與理未能協調無間，從主體的根源加以鍛鍊強健的心志，進而要求個體在天地（辵＋屯）邅之際承擔改革社會的重責大任。

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個人與社會，乃至於私與公等對立項，在心此一場域，豪華落盡，即使是微細的陰影也片絲不存，回歸最赤裸的本然之姿，必須就此進行本性的重新改造。結果，王陽明所謂的「事上磨練」乃是就此一路走來的成果完全充分發揮。這與禪的絕對無的論旨是否類似並非本質性的問題。

如前所述，陽明心學一方面要求提升人類自身的心靈力量，與此同時，也要求探索根植於人心惡劣根性的鬼窟。「登第一峰」的喜悅必然伴隨「淪入鬼窟」的恐怖。陽明學講的「無善無惡」乃意味：個體逐漸體會遠離種種葛藤之後自由自在的樂地。如此，各自經歷不同的內心掙扎的自我定位，本來就是依據不同的根器，以各種不同的方法與情懷開展，呈現多種多樣的面貌，而非僵固不化的鐵板一塊也是理所當然。晚明思想這種豐富的內涵，既是陽明學思想分派的因由，也成就了當時豐富的思想與文化內涵。在明末清初動盪不斷的時代背景之下，各式各樣多采多姿的志士能人輩出。即使犯了某些軍事或政治的錯誤，但其勢一如黃河決提，一發不可收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長年蓄積的思想能量便全力放射出來，成就了明末清初豐富的思想圖像。

《佛教與儒教》公開刊行以後，我個人的研究目標，如前所述，主要在追索探析心學的發展的動態，俱見於歷年發表的論文與專著。《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一書也是在此一思考發展過程下的產物。

此次此書能經由交往多年，熟知我個人研究歷程的廖肇亨先生之手譯成中文，得以讓更多的學者獲觀此書，誠足欣慰。眾所週知，廖肇亨先生的研究致力於將明末清初的思想、佛教、文藝融為一體，已經發表了許多優秀的成果。若能經由此次翻譯的機緣，獲得廣大讀者的指教，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比這更值得高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