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一開始是從摸索宋代程朱思想的哲學性格著手，然後追溯到唐代佛學，特別著意於「華嚴－禪」此一思想源流，嘗試探索人類思想本質複雜而壯闊的痕跡，之後轉向將焦點置於明代的陽明學，發現唐宋以來思想發展脈絡之下，哲學人性觀集大成者盡在於斯。長久以來，日本的中國思想界，儒學與佛教兩大領域之間幾乎是各自為政，嘗試解析中國這二大思想背後共同成長的基礎，幾乎與開拓一塊全新的土地無異，其艱鉅困難可想而知。我主要大量的精力與時間都貫注於此，大約經過十年的摸索，似乎才有曙光初現的感覺，這些心得，都集中體現在《佛教與儒教》一書當中。

此書首度公開發表，距今已經約莫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在當時，我對王陽明提倡的「聖人之學即心學」此一命題在思想界掀起怎樣的波瀾，如何捲起毀譽兩極的漩渦的詳細過程幾乎一無所知。關於陽明學派的分裂、儒佛異同論架構的崩解、朱子學的反擊、朱王調和論的出現等等現象，明末思想界可以說是亂象迭出，種種繽紛迷離的言論令人目不暇給。為了國家的安定，思想界的安定是必要的前提。然而，如上所言，思想的動盪，是否也意味著國家的前途瀕於危急存亡之秋？當時許多士人胸中縈繞著這樣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陽明心學的出現招致各方的批判，最常聽到的批評便是說：陽明心學期表面上尊重人類的自主性，實際上卻是造成人性墮落與時局迷亂的罪魁禍首，類似這樣的批評始終不絕於耳。

「心學」此一語詞，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絕非陽明學索發明。但陽明以良知說為基調所提倡的心學論，對「心即理」（「正確慎重地實踐天理，即為人類正確的生存方式」）此種傳統安定的人性觀，從根本提出質疑。「敬理」、「護理」、「實踐理」看來似乎潔白無瑕，但若更追根究柢地問：「理」如何賦予？主體如何充分參與「理」的創生？「理」果真可以無視於歷史社會的變化，而持續維持永恆不動的權威？安居於穩定不變的秩序與道德觀之上的人類本心，果真可以無動於衷？面對這種種質疑，若只能暫時以「因為理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才稱之為理。若對理抱持疑問的話，便是對天的大逆不道」之類的強辯加以搪塞，發展極致，便是「以理殺人」了。